这样一来，各地的行政机关就不必造的太大。比如警察之类的就不用招募太多，可以节省一大笔的开支，而与此相对应的呢，当官员减少对地方的管束干涉之后。地方的治安却没有多少恶化的现象，甚至比过去更好。

简单的说，沈世明的简政理念，其实就是属于传统商业性的开源节流方法。他是通过减少地方官吏数目，减少官员对地方的管束，从而达到减少行政开支的目的。

不过。虽然简政是为了节流，但他却很有分寸，只是减少地方官，尤其是吏员的数目，通过减员的方法来减轻薪水开支，但对国防军的投入却一点也没减少。

因为沈世明很明白，能被国务院指挥的国防军，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是万万不可轻易动摇的，所以什么都可以动，唯有军队不能动！

在节流的同时，沈世明也很注重开源，比如说他把土地税挪用，不再兴建大规模的教育设施，而是以这笔钱当本金，再联合一批徽商，搞了一个国务院控股的兴业银行，专门给一批大地主、旧官僚还有人脉广的知识分子放贷，鼓励他们兴办实业。

为了让那批人接受他的好意，他不但通过国务院控股的兴业银行放贷，还找人尽心尽力的牵线搭桥，给借款人开办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让他们能一路绿灯，能够尽快的回本赚钱。

由于这时期的中国境内正是战乱刚平的恢复期，又有新技术当推动力，对外贸易更是如火如荼，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飞腾阶段，可以说随便做什么都赚钱。

在这种氛围下，尤其是当官之路狭窄的情况下，这批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志的旧官僚跟守旧的知识分子，干脆借着沈世明搞出来的这个东西下台阶，以实业兴邦的口号投入到下海经商的大潮。

资本的魅力是无穷的，当他们放下身段投入商海之后，他们很快就被这种新的刺激所征服，什么仁义谦让之类的全部都扔掉了，对利润的渴求成了第一位的。

虽然因为时间还短，加上中国太大，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也过低，还没有让全国人民进入全民经商的大潮，但至少在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经商赚钱却已经成了一股风潮，大大的冲击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

这一来二去，沈世明慢慢摸透了李永吉的一些习惯跟喜好，在一些小事儿上就不上报了，但却留下卷宗，平时跟李永吉通话的时候，就只陪李永吉说他感兴趣的话题。

就这样，由于李永吉自己的放权，沈世明这才在国内渐渐掌权，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开始对国内官僚机构以及施政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也就是推行简政跟人治，减少朝廷跟民间的对立，尤其是减轻知识分子的敌视。

因为在沈世明看来，皇帝李永吉搞的那些东西，太过繁琐。也太过严苛，如果都按照那些办法来，不说行政人手大大不足，就算足够了，也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老百姓不一定会买账，很可能把一个好的法律变成一个坏的恶法。

毕竟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还不太理解权力与义务的关系，也没啥国家主义的概念，所以管的过多的话。弄不好就弄巧成拙。

因此，沈世明的施政理念，就是让朝廷官员尽量的少管闲事儿，反正如今中华帝国的主要财税来源又不是通过地税跟人头税，而是靠皇企、国企上缴的增值税以及贸易税、奢侈税这些，跟普通老百姓没太大的直接关系，那倒不如干脆让朝廷抽身出来，免得到时候惹得一身骚。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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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六四章 请罪邀功的首相大人 (第2/3页)

善行政，但也有个好处，那就是足够大度，能容人，肯破格提拔人才，这也是他能迅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好比沈世明，当初李永吉就是破格提拔，当发现能力还不错的时候，就再次委以重任，为他增加了新的权柄，然后呢，李永吉还肯真心的放权。

自从沈世明当上首相，真正管理国家大政之后，李永吉除了涉及到他感兴趣的问题外，平时基本不过问沈世明的具体施政措施，直接来了个大撒把，这也是沈世明能瞒过李永吉进行私下改良的一个原因。

其实，沈世明的胆子都是一点点锻炼出来的，他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每每都向李永吉请示，可大多数时间李永吉都是简单的让他看着办，很少有不赞同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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