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沈四书好不容易都写出来了,舍不得删,强烈要求保留,于是精简之后放到了教材的最后,当成课堂上的引申、提高内容。
假如一上来直接就讲《子丘论语》,无论它是否“腐朽落后”,那更是超纲的不能再超纲了,大部分几里国学员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东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维、五常,也就是“礼、义、廉、耻”和“仁、义、礼、智、信”,在这份教材中也没有直接抛出来,同样放在了最后,通过那两条立论推导出来,然后再做介绍阐述。
叶一宁正在翻看教材,华真行则看着翻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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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像几何学中的公设,不仅推导出了教材中的整个伦理体系,居然还能解释政治、经济、法律等诸方面的秩序原则。
这不是一部儒学著作,而是一本社会培训教材,通篇只有不到六万字,先告诉人们两个简单的立论,然后以立论为基础解释新联盟的政策,哪怕是“不能随地大小便”这样的小事。
你自己也不希望出门一不小心就踩着翔吧,那就不要随地飞翔。这一句话就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才能成为制定社会管理规范的依据。
有人又要说了,我的确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实在很急的时候附近没找到厕所。这就涉及到如何解决问题了,进而成为推动公共决策的依据。
最早克林区搞卫生运动的时候,每个街区都要建公共厕所,按居民人数设计蹲位数量。
当代东国人在批判历史上以孝慈为名的宗法教条时,其实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所采用的论证方法,都是指出这些宗法教条的虚伪性,认为它们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孝慈。
人们并没有批判孝慈本身,也没有推翻上述的立论过程,除了别有用心的文化与社会颠覆者,绝大部分人的出发点,也并非以不慈不孝为美德。
比如柯夫子有一次看见,沈四书自作聪明给曼曼讲东国清代编的《弟子规》,他老人家就很生气,当场把沈四书骂了一顿,不许他再教,但几里国的学校同样也需要《学生守则》。
几里国没有东国宗法时代的历史,所以新联盟的这份教材,介绍的只是慈孝的本意与缘起。
原本柯夫子想删掉这部分内容,认为它对大部分学员而言太深了,不适合当成入门教育,这份教材必须非常精简,相关内容可以在的提高班教材中再学习。
不要觉得可笑,上述内容都在教材中,这部教材还不是让学生自己看的,因为他们大多还不识字,而是教师上课时用于讲解的。
用同样的论证方式,也能推导出为何不能偷窃、不能抢劫、不能杀人……
再比如说为什么要孝敬父母、礼待他人,其实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一句注解——“所求乎子,以事父”。
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期望中,你期望子女怎么对待你,你就这么去对待父母。其实这样的伦理要求,在当今的几里国社会已经超纲了,因为很多孩子都找不到父亲。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怎么去对待母亲吧?哪怕是做给自己的孩子看。而且相对高尚的伦理要求,通常都应该是超出现状的,代表了一种社会理想。
牛以平已经看过这份教材,所有才会问华真行是儒家弟子吗?
所谓“忠”,中心,中念第四声,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如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话很好解释,也很容易听懂,前者主要说应该提倡什么,关乎道德,后者主要说应该禁止什么,关乎法律,两者又可以交叉印证。
由此,当人们面对纷繁世事,就有了最朴素的价值观标准。
沈四书在编写的教材的时候,开篇还介绍了很多儒学概念,包括各种儒家道德标准,但是都被柯夫子删掉了,或者挪到了最后当成“超纲内容”介绍,开篇只留了这么两条。
找不到父母的人,也希望自己能有父母,特别是希望从小能得到父母很好的照顾。那么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设想中,假如有父母,希望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现实中就怎么去对待子女。
这就是东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慈”。
孝慈是后天立论,相当于“定理”,而忠恕是先天立论,相当于“公设”。孝慈体系可以由忠恕原则推导出来,进而还可以阐释“敬天祭祖”等种种传统文化现象。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孝慈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在东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对孝慈的形式要求发展得越来越教条化、宗法化,渐渐带着腐朽的特性。
人们应该去批判这些教条化、宗法化的孝慈要求,它们甚至只是以孝慈之名维护某种腐朽的法统,已经是对孝慈本质的反动。
431、谈孝慈 (第1/3页)
几里国的教材,当然是为了满足几里国的需要,在实际培训中,它是与另一部教材配套使用的,就是夏尔最早的十篇演讲。其教学目的之一,就是解释夏尔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既是文化启蒙,也是东国口语入门。
那十篇演讲分别是《我是夏尔》、《机会就是希望》、《我们的克林区》、《不能再愚昧》、《劳动创造世界》、《共建美好家园》、《谁是我们的朋友》、《团结就是力量》、《新的每一天》、《命运的主人》。
教材必须非常简单,简单到让相当一部分的几里国人都能理解,就可以想象它有多么浅显了。它分析所有问题的基础,都来源于开篇介绍“忠恕”这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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