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

第五章 廉价货币的“新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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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应罗斯福对我应该为(1929年的)投机风潮负责的声明时,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美联储1925年到1928年在欧洲势力的影响下故意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责任曝光,我当时是反对这种政策的。”

胡佛总统的确有些冤枉,他虽然贵为美国总统,但是对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由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如果私人拥有的纽约美联储银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谈。

胡佛总统在华尔街失宠始于在德国赔款的问题上偏离了银行家的既定方针。原来,在1929年由摩根策划的杨计划(YoungPlan)以增加德国债务负担为代价,通过在华尔街发行德国债券的方式为德国募集战争赔款,自己在承销债券发行的过程中爆赚一笔。1931年5月,不曾想该计划开始执行不久,就赶上德国和奥地利的金融危机,罗斯切尔德家族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拯救行动未能遏制危机的蔓延,摩根等华尔街银行家不愿看到刚开了个好头的杨计划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伙人拉蒙(Lamont)给胡佛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政府同意给德国政府偿还战争债务放个短假,等德国金融危机消停一些再恢复。拉蒙还警告说如果欧洲金融系统一旦崩溃,美国的衰退也会加剧。

胡佛总统早已答应法国政府任何涉及德国战争赔款的事,要先征求法国政府的意见,作为政治家的胡佛岂能出尔反尔,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气地回答:“我会考虑这件事,但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件事不太现实。你呆在纽约是不能了解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对这些政府之间债务的情绪的。”

拉蒙也毫不客气地撂下话:“这些天你肯定听到了不少传言,有人准备在193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让你的班子靠边站。如果你照着我们的计划来做,这些传言就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最后,拉蒙还递上一根胡萝卜,如果事成,功劳全归总统。总统考虑了一个月,最后只得低头。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宫告诉总统应该重新考虑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这一次胡佛忍无可忍,他充满怨愤和沮丧地吼道:“拉蒙把事情整个搞错了。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美国人民所痛恨和反对的话,那就是这种合谋(豁免或推迟德英法对美国的债务)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拉蒙并不理解席卷全国的(对银行家的)愤怒情绪。他们(银行家)是想我们(政治家)也成为‘黑帮’的同谋。或许他们(银行家)已经和德国人就赔款达成了协议,但却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完成的。”结果胡佛拒绝了华尔街的要求,法国出现了偿付拖欠。更令华尔街银行家怒不可遏的是胡佛总统对股票市场做空行为的穷追猛打所牵出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再加上空前的失业率、凋敝的经济和惨遭股市洗劫的人民,各种力量集聚成一股对华尔街银行家的强烈愤怒。胡佛总统自恃民意可用,于是与银行家撕破面子,一心要把问题搞大。胡佛直斥纽约股市是一个由银行家操盘的大赌场,市场做空的投机分子阻碍了市场信心的恢复。他警告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惠特尼,如果不限制股市做空行为,他将启动国会调查行动并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

华尔街对总统的要求回答得简单而干脆:“荒谬!”

准备拼个鱼死网破的胡佛总统于是下令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开始调查股市做空行为。气急败坏的华尔街立刻派拉蒙到白宫与总统与国务卿共进午餐以求中断调查行动,总统不为所动。

当调查扩大到20年代末的股票操盘黑幕后,大案要案纷纷被抖落出来,高盛集团、摩根公司等诸多股市丑闻被大白于天下。当股市暴跌与经济大萧条的逻辑关系被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时,人民的怒火终于聚焦在了银行家的身上。

而胡佛总统和他的仕途也同时断送在银行家和人民的双重怒火之中。。

凯恩斯早已确信他的廉价货币思想必将得到国际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损害的普通人民本来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剩下来就是搞定学术界了。

首先凯恩斯宣布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理论和老旧传统经济理论两大阵营的对立,然后进一步宣称,他那本艰涩的新经济“圣经”只有“30岁以下的年青经济学家才能看懂”。这一宣称立刻受到青年经济学家的欢呼,保罗撒缪尔森在给朋友的信中喜不自胜庆幸自己还不到30岁,他说:“年青真好”。但就是这个撒缪尔森也承认《通论》是一本“写得很糟,组织混乱,充满混淆的书。

美国的学者认为,如果这本书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偏远学院教授写的,可能连发表都困难,更不要说名垂青史了。

:里外不是人

1932年的总统大选在一片经济萧条的肃杀之中拉开了序幕,1300万的失业人口、25%的失业率,让现任总统胡佛倍感压力。面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对1928年以来经济政策的猛烈抨击以及对胡佛总统与华尔街银行家势力的紧密关系的严厉指责,胡佛总统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备忘录这样记录了他的真实想法:

“正如你我都知道的那样,真实的情况是巨大的(权力),这个国家将要重复杰克逊时代与银行的斗争,只是在更大和更广的基础上罢了。”

1933年11月21日罗斯福

罗斯福的这一番“真情告白”多少有些像当年的威尔逊,如果说威尔逊的确是学者出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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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廉价货币的“新政”(上) (第2/3页)

,后来担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安全顾问,他的叔叔爱德蒙罗斯切尔德男爵被称为“以色列之父”。在维克多的引见和提携下,悟性极高的凯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价的债务货币和通货膨胀理论,才是当时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凯恩斯对他自己政治上的谎言很少感到不安,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规范约束。他习惯性地假造数据来符合他的经济理念。恰如罗斯帕德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原则只会妨碍他在正确的时刻取得权力的机会。因此,他愿意随时改变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为了一枚硬币,他也会这样做。”

凯恩斯明白一个经济学家要想他的学说成为“显学”,就必须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们在幕后和台前叫好,按现在的名词叫被“捧红”。当凯恩斯辨明“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之后,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赋:雄辩的口才和惊人的推销能力。

、李嘉图和马歇尔的光环之下,剑桥似乎理所当然的会成为世界经济理论的发源地。作为马歇尔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凯恩斯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上。1936年,他的主要著作《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出版之后,国际银行家对这样对他们心思体察入微的经济学理论当然是爱不释手,政治家们对这种“借钱、印钱、花钱”的廉价货币政策则表现出欲就还推的姿态,争论与叫好立刻席卷了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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