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氏族志》便能改变名门望族妄自尊大的现状？这完全就不可能！至少在李贞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按李贞的想法，真要想改变名门望族妄自尊大的现状，与其在那本狗屁《氏族志》上浪费时间，还不如加紧教化民众，开启民智，读书的人多了，那帮子名门望族所拥有的“知识”便不值钱了，到那时，名门望族凭借着族中“知书达理”者众而建立起来的所谓“名气”自然也就大幅贬值了，收拾起来也就容易得多了不是吗？当然，明白归明白，李贞却不会将这些见解说将出去，他之所以给李恪一伙出这个主意，其用意不过是要造成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罢了，至于李恪能不能顺利修订《氏族志》、能不能凭着此书再次得到李世民的恩宠，李贞压根儿就不放在心上，这不，趁着李恪回京之际，李贞可是开始了暗中积攒力量的征程。

钱，李贞有的是，尽管自年前开始，因着市场饱和，再加上跟风者众之故，新式家具的利润已经大不如前了，可李贞也早就赚饱了，平日里开销又不大，两年多下来，那钱早就多得数不过来了，虽说谈不上富可敌国，可随随便便拿出个十万、八万贯的还是很容易的，有钱自然就好办事，趁着大家伙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氏族志》的当口上，李贞将建立暗中势力的任务交待给了燕铭，本着不求快但求稳的原则开始了暗地势力的培植——其一，趁着山西大灾的时辰，由燕家出面从山西买来了一批年岁不大、天资尚可的孤儿，并聘请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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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开府不建衙 (第1/3页)

贞观七年六月初八，蜀王李恪上书朝廷，言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请奏重修《氏族志》以定贵贱之分。上甚赞，深以为然，诏告天下将重定《氏族志》以规名份，着蜀王李恪回京主理其事。此诏一出，朝野震动，各门阀世家惶惶不安之余，大多着人奔走于朝堂之间，尤以蜀王之门庭若市为甚，然，自蜀王七月中到京之后，殊不见客，只召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朝廷重臣入府议事，世人皆不明其所以然。

重修《氏族志》正是李贞给李恪所出的主意，这里头牵涉到李唐皇室的面子问题——李唐之真实血统不明，自古以来各家争议极多，有说李唐是胡人归化的，也有说李唐是陇西李氏旁支的，众说纷纭，然而李唐具有鲜卑血统却是不争之事实，不过嘛，李唐皇室却始终自称为陇西李氏，上追始祖为老子李耳。陇西李氏在汉朝时曾出过飞将军李广这等名将，可谓是源远流长之大门阀，在隋初也算是权倾天下的望族之一，可就是这么一个辉煌的门阀，在隋初修订之《氏族志》中仅仅排在可怜的第三等，还被称之为“驼李”，就算李唐已经传承了两代的皇帝，可在那帮子所谓的“士大夫”眼中陇西李氏依旧是不入流的小门阀，一起子山东望族甚至以与李唐皇室联姻为耻，这令李唐皇室极为不满。

山东望族目下其实都是些破败人家，无他，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山东士族大多未能免于贫贱，但它们毕竟都是有数百年历史、声望的大族，所以此时他们的“名”还是“著于州闾”的，在名门的政治特权丧失之后，名声反倒更响了些，这是因为对于很多中小门阀来说，与士族之间的婚媾是炫耀其高贵血统的唯一途径，趁着这些个名门“经济危机”之时，以钱财诱惑名门与己联姻，而与此同时，那帮子士族们又自矜门第，在婚媾过程中大索聘礼财货，因而山东士族间竟成“卖婚”这一风俗。

李世民曾在多种场合下怒斥山东门阀之无耻，可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山东门阀气焰嚣张依旧，而时人依旧以联姻山东望族为荣，便是魏征、房玄龄、李勣这些勋臣们亦是趋之若鹜，可因着这些所谓的望族中饱读诗书者众，在朝野中影响极大，李世民屡次想要下狠手整治，却都因各种原因而不了了之，故此，《氏族志》实为李世民心病之一，这也正是李恪一上书便得到李世民认可的最重要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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