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盛唐时期那般给予武人以极高的地位，甚至让各节度使能按编制招募足额士兵，并加以训练，当然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至少在外战上是绝对不会吃亏的，可如此一来，却又埋下了武将作乱的隐患，而且必定是无解的隐患，就算没有安禄山也一样会有其他节度使起来造乱，中央政权一样要毁于内乱之中，毫无疑问，这条路显然也行不通。

军队乃是国家的暴力机制，太过强势不行，太过弱势也不成，要想取得一个平衡点实在是太难了，难得即便是活了两世人的李贞都为之挠头不已——尽管李贞目下还只是个亲王，考虑这个问题似乎太早了一点，可对于李贞来说，他既然穿越而来，那自是要有所作为，哪怕经过努力也无法登上帝位，他也不想碌碌无为地过完这一生，总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些自己的印记才是，就李贞本人而言，他是绝对希望站在世界之巅的大唐能永远地走下去，始终保持强盛不衰，哪怕李贞将为此付出天大的代价，他也绝对不会后悔，所以，他不断地在探索着，私图解开这道难题，武举固然也算是一种尝试，可李贞却深深地知道武举并不解决此问题的良药，只能是个缓和剂罢了，对改变朝廷无将可用能有一点帮助，却无法彻底解决府兵制的不足，故此，李贞思虑再三之后，打算尝试一下军事学院制。

军事学院制算是近代的产物，后世军事强国的军队建设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制度，已经被近、现代史证明是可行的建军之道，当然，要想实施这等制度，有着众多的先决条件——其一，拥有一大批有经验的教官，其二，要有成体系的教学理论，其三，要有如此建军的现实需要——战争便是最好的理由，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要能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认可。

大唐对外战事不断，有战争经验的军官是不缺的，可能有资格充当教官的却是不多，不过真要找，却也算不得难事；至于教学理论，那就更简单了，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各种兵法，远的如《孙子兵法》，近的有《卫公兵略》，各类兵书可谓海了去了，头两条都好满足，可后两条却不是那么简单了——不说如今大唐对外战事节节胜利，根本无变革的动力，也不说说李世民那头未必会认可这一策略，就算老爷子能同意试试看也未必就能成事，无他，军事学院制必然会冲击到现有武将集团的根本利益——如今军中将领基本上都出自军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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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八章军校雏形 (第1/3页)

自打李贞立下夺嫡之志以来，一个疑问始终在心中缠绕不休：那就是强盛无比的大唐为何会走向覆灭——王朝更替自古不绝，可情形却并不一样，但一般而言，不是亡于外患，便是因内部贫富悬殊过大，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起来反抗暴政所致，可就大唐来说，到了盛唐时期，其实已经无外患之忧，内部也无太大的贫富不均，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甚或在政治上也不算太昏乱，可就在这等强盛之际，却突然因安史之乱而急速走向了衰败，到了平定安史之乱后，整个中原大地旋即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战乱之中，中央政权已是名存实亡，大唐的辉煌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换句话说，安史之乱之后，实际意义上的大唐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这里头究竟有何蹊跷？

关于大唐的盛衰，在后世的史学界中争论不少，可大部分学者都将罪责推到唐明皇后期的昏庸无能上，要不就是将安绿山的野心当成大唐衰败的罪魁祸首，只有极少数学者将根由归结到大唐军制的败坏上，可因着这些史学家并不精通兵法，所说所言其实并没有说清大唐的军制究竟是在哪出了乱子，只能笼统地说是因府兵制出现弊端，从而导致募兵制兴起，接踵而来的便是节度使拥兵自重，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的恶果，在李贞看来，府兵制的衰败是大唐覆灭的根子并没有夸大之处，可对于那些史学家们提出的所谓根治办法，诸如重建府兵制，辅以募兵制，或是啥子建立健全法律，以规范府兵制，要不就是彻底推翻府兵制，一开始就全部采用募兵制之类的说法，李贞只是晒然一笑，根本就不以为然。

府兵制在战争年代无疑是极为适合的，这一点从大唐初年唐军的战斗力便可看出端倪，可问题是在和平年代府兵制却是个极大的社会隐患，政治清明的年代还好说，顶多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还不至于有甚子大问题，可一旦到了朝代的中后期，政治必然会出现腐化，到了那时，府兵制的麻烦就开始了——最先出问题的一准是府兵的操练，而后便是府兵的待遇，最后一准是以府兵不断逃亡，导致府兵制的名存实亡而告终，这一点已经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倒也无甚可争议之处，可究竟该如何改进，却令李贞很是挠头。

变是必须的，关键是如何变，若是为了保证内部的稳定，不至于出现武将造反不断的现象，毫无疑问，后世宋朝的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无疑能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武将作乱的根子，可问题是这等政策的结果必然导致自废武功，从而为外患的兴起创造了个绝佳的氛围，最终必将导致国亡之于外族的可悲下场，道理很简单——武人无地位的话，谁又肯去从军，军无战心，又谈何威慑四方，外族不趁机兴起才是怪事了，很显然，此路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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