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崇宗时期，李乾顺“命选人以资格进”，规定“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这又是具有恩荫察举性质的荐官办法。西夏宗室李仁忠、李仁礼，因“先世之功”，又“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都被进官封王。大约在崇宗时期，西夏已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仁宗时期的名相斡道冲，经科举进入仕途，任国相十余年。史载其八岁中童子举，约当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间。

史书记载西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始见于仁宗时期。人庆四年“秋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可见西夏设童子科，科举取士在此之前已实行了。西夏科举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早在西夏建国初期的“蕃学”中，就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汉文儒家经典孟子、孝经、尔雅及四言杂字等。

毅宗李谅祚曾上表向宋朝求请“九经”、唐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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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8章 (第1/3页)

先，辽朝以武立国，后期科举制度的兴盛使得大家崇儒尚文，使原先尚武的契丹贵族趋于文弱，辽末时，辽军过于文弱，其战斗力大不如辽前期，难以抵制外来进攻。

其次，辽后期契丹族人所参加的科举考试，是与汉人同样的科目，并未另立契丹字科，使得契丹文字没有广泛的流传下来。

除了辽国之外，西夏建国之初尚未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景宗李元昊始建“蕃学”，作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途径。史载：“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遣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持。”

“蕃学”的学员是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实际上“蕃学”已具有科举取士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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