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也说：“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余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

至于后来被无数包衣挂在嘴边玩命吹捧的“康乾盛世”，反倒是充满了讽刺意味——所谓康乾盛世是通常指清朝玄烨、胤禛、弘历的统治时期，从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共计134年，当然也有某些学者试图更精确一点，把“康乾盛世”的起点定为鳌拜倒台的康熙八年，终点为王伦起事的乾隆三十九年，前后一共105年。

但是不管哪一种计算方法，康乾盛世这个词都不是什么好词，因为大清凉了之后，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对清朝皇帝自称的“盛世”多有批判，即使肯定清朝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也仅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称为“清朝的盛世”或“清室盛世”，视之为清朝最昌盛的时期，而不是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予以褒赞。

惯用的“康乾盛世”一词，要迟至某个光头校长虎踞琉球之后才出现。

据历史学者李华川的考据，邓拓是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人。邓拓将孟森所言“嘉道守文”前，加上对仗的“康乾盛世”，并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中如此阐释：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

显而易见，在邓拓的语境里，“康乾盛世”这个词带有讽刺、否定的意味，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康乾盛世”都是作为史学界惯用的讽刺性概念存在。

比如1963年所出《中国财政史讲义（初稿）》中说：“清统治的衰落，具体到财政的紊乱和枯竭，早在所谓’康乾盛世’前期阶段，已开其端，而且逐步滋长……”

又如，钱宗范1975年在《康熙》一书中批判说：“他们把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讴歌为‘太平盛世’，或者和后来的乾隆统治时期并提，说成是‘康乾盛世’，这种观点是明显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本性。”

伴随着这种讽刺性的否定，“康乾盛世”一词，也逐渐为人熟知。

甚至到了晚清，在已是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大清的明君圣主们也依旧喜欢以“盛世”自居。

比如，同治十三年，“皇太后四旬万寿”时，清宫所制乐章是：“皇帝仁孝兼隆，圣母万福攸同。盛世人民乐恺，清时景物照融。”（皇帝仁慈孝顺，圣母皇太后也棒棒的，盛世下的百姓都乐开了花。）

再比如如光绪十五年，载湉大婚之时，乐章中又有：“平治修齐逢盛世，中宫位定采蘩时”。

既有皇帝称当朝为“盛世”在先，臣子们当然争相效仿。尤其嘉庆年间后，清人追念王朝的过往“荣光”，更是大赞盛世。

比如，嘉庆十三年进士姚莹曾言：“本朝康熙、乾隆之间，天下富庶，教化洽隆，岂异域殊方所能仿佛者？”

然而到了80年代之后，很多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被重新评价甚至反攻倒算，“康乾盛世”这个原本是用来讽刺的词汇自然也被赋予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些学者开始用“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称赞清朝中期的经济发展、广阔疆域和文化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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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五十二章 康乾盛世的真相 (第2/3页)

过是在填词的时候自我吹捧几句，脸皮远不如大清十二代明君圣主们的厚实。

大清的十二代明君圣主们将“以盛世指称当朝”这种用法推向极致，其使用次数远超此前历代之和。

比如，有学者统计，“盛世”一词在康熙五十六年的《万寿盛典初集》出现73次，在乾隆三年的《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出现52次，在乾隆五十年的《钦定千叟宴诗》出现39次，在乾隆五十七年的《八旬万寿盛典》出现62次。

其中最常见的是“恭逢盛世”、“盛世丰年”之类的陈词滥调，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所收，胤禛在雍正六年的谕旨中即有“当此太平盛世”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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