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死亡之桥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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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28日，一个来自县城的电话，吵醒了我的午觉。我那远在五百公里之外的三伯田世良，吞下最后一口井水，终于咽气。满姐夫后来告诉我，那时谷里屯的太阳正好西偏。这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季节，草尖上蚂蚱飞舞，坡地和山沟全是鸟叫，山南山北的稻谷一片金色，从吹过来的风里，你已经初步闻到大米饭的味道。放下电话，我闭了一会眼睛，目的是想看一看邻居们在悲伤(不排斥虚假的成份)中跑动，鸡飞蛋打，几串回潮的鞭炮被香烟点燃。狗们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坐在城市的书桌前，把一声长长的叹气(也仅仅是一声气吧)从胸口吐出，它掀翻了我正准备拿去换稿费的一页稿十几年来，这样的消息不计其数。对于死人，我几近麻木，甚至把所有因死亡的裙带关系而展示出来的痛苦，统称为“痛苦比赛”(有为证)。这种心态，使我轻易不敢触摸过去。但有时捏捏自己膘肥的肉，总是感觉到它就像一根刺躲在里面，不时会划破我的手指。于是我现在就把它从肉里挤出来，使自己在短暂的痛中获得长久的舒心。认真地想一想，我的回乡总是和奔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春节和因公出差的路过。第一次奔丧是在1991月，我在中越边境开笔会。那时的通讯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裤兜里也揣不起手机。我的朋友秦义勇和黎平多方打听几经周折，才把电话打到我住的招待所。接到电话已是深夜十一点，离父亲的过世已经整八个多小时。尽管那是个酷暑炎热的季节，但是我接电话的手如同远在桂西北的父亲的尸体一样冰凉。我在深夜里上路，由南向北七百公里，纵穿广西全境。等我扑到我家老屋前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深夜十一点了。乡亲们曾停着父亲的灵柩一直等我到第二天下午五时，太阳就要落下去，山坳上仍然没有出现我的身影。他们想我是赶不回来了，天气又那么地闷热，不如把父亲葬了吧。于是他们自作主张，在夕阳的余温中，把我的父亲抬上后山。那一刻装着我父亲的棺材，在夕阳下全身通红，它把所有扛它的人都烤出了汗水。乡亲们用那种贫瘠的黄泥巴，严严实实地盖住父亲。他们在往棺材上填泥巴的时候，除了骂我是一个不孝子孙之外，根本没有想到，我正在朝着谷里飞奔，在和我一点也没有关系的盘山公路上飞奔，心里只恨自己不能飞。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太晚了，父亲最后留给我的只是一堆泥土。大姐夫摊开他那双微微有些变形上面遍布伤口的双手，我看见几十块钱从他的手掌里跳出来。那是我送给父亲的钱，他一分也没舍得花就死掉了。这时，一种对话的渴望涌上心头，我想让父亲知道他的儿子回来了。但是他听不到我的声音，而实际上我也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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