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外乎两个缘由。

“朕怜民苦”，无非是个暗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包括关中在内的百姓，也是他李善道的子民，故此他也要爱惜，因而撤兵的借口，关中的百姓苦不苦，和他李善道攻城略地有甚干系？李善道所率的主力汉军必是疲惫了，这才是真的。毕竟从李世民渡河以今，河东一战延续到现下，已打了两三个月，尤其歼灭咄苾这一仗，汉骑肯定也伤亡不小，底下无论攻坚、抑或与唐军野战，汉军都有些吃不消了，兵马急需休整。是以李善道选择了当下撤兵。

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应该就是太原、洛阳两地之故了。

首先太原，太原作为河东的核心之地，汉军尚未攻下，暂时还只是一个围而不攻，这种局面，短时尚好，久若仍然不下，李善道率主力兵马在外作战，岂无后顾之忧？是故，仗打到目前这个程度，既然主力已经疲惫，也就不如还师，到了改而先将太原攻下之时了。

其次洛阳，就在前几天，李世民接李渊手书，给他通报了一则有关洛阳的最新状况，汉将薛世雄督数万兵马，进围洛阳，估计很快就将要展开攻势。

关中、长安虽然重要，洛阳也很重要，作为故隋的东都，具备和长安相当的政治意义，而且相比长安，洛阳而下就像个熟透的果子，汉军更易攻取。因与其在兵马已疲的情形下，继续在关中与唐军胶着，不如转兵东向，取下洛阳后，再图长安。

且则将洛阳打下后，对接下来的再图长安，也会更加有利。

政治上的价值不必多说，打下洛阳以后，加上故隋的玉玺已经在手，便相当於故隋的三分王气，李善道已得其二，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将得以更大的巩固，对山东、河东等新得之地也好，对江淮仍存的割据也好，对包括关中在内的各地士民也好，都将会具有更强的号召力。

军事上也同样具有很大的价值，此前因洛阳的阻隔，汉军若攻潼关，一则就只能用陕虢之兵，二则还需顾虑洛阳趁机进攻陕虢，这就造成汉军不能全力地攻打潼关；但如果打下洛阳，山东、河南与陕虢之间不再有阻隔，汉军就能调集更多的兵马参与攻打潼关，而且也不仅无须再顾虑陕虢的后方安全，还能将洛阳变成攻打潼关的后方。到时，汉军就能真正的一路从关中北部、一路从潼关，两路夹击长安，形势对汉军会更加有利。

缶声如雷，便如沙场上汉军的战鼓，将会在长安响彻，此其一。

“击缶”也者，典出渑池之会上，蔺相如逼迫秦王为赵王击缶，李善道固是汉帝，但他起家的河北之地和太原之地，战国时都是赵国的地盘，而李世民又正好是李唐的秦王，则这个“击缶”，也可理解为是指李世民为李善道在长安击缶，——倒也算是个恰当的比喻，此其二。

提笔在手，李世民想要回信，却定胡大败、咄苾大败等这几场大败的阴影像寒雾般缠绕心头，使他迟迟不能落墨。窗外热风穿廊，室内闷热，而案上“击缶长安”四字，却如铁铸一般冷峻逼人。他忽然搁笔，轻叹一声，起身踱至窗前，望向西北方天际的沉沉暮色。

遥想就在此际，从丰林西北而撤的汉军数万步骑，当是正旌旗如林，士气如虹，开向延川。

“秋马肥时，击缶长安”，李善道未趁大败咄苾、援兵来到的机会，继续进攻肤施，或者转攻延安的缘故，李世民能够料到。

则如此，“秋马肥时”，汉军再来进攻关中的时候？

现只李善道亲率的一路兵马，两万余步骑，就打得唐军节节败退，待到其时，若太原已下、洛阳已下，汉军以更雄厚的兵力，两路进击，只怕唐军就更无法应对了！

李世民怔怔地望了片刻窗外越来越昏沉的暮色，回到案边，提笔在手，给李善道回信：“足下念民之苦，仁者之心，世民感佩。然关中本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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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二章 北复旧疆议太原 (第1/3页)

汉军并没有转攻延安，也没有再攻肤施。

先是次日傍晚，李世民率偏师撤向延安的途中，接到了一道斥候的禀报，报称汉骑还到了丰林；继而两日后，——这时李世民已撤到了延安，又接报，陈敬儿、焦彦郎两部汉军尽数渡过黄河，南下延川方向。又两日后，斥候急禀，李善道率汉军主力自丰林向延川撤退，陈敬儿、焦彦郎两部已到延川，远出接应。却就在李善道所率汉军撤经延安北境之际，一封李善道的书信送到了李世民的案上。信为李善道亲笔所写，简短的几句话罢了，写的是：“自卿东渡，烽火不息。朕怜民苦，今愿暂以清水为界。卿善保贵体，秋马肥时，击缶长安。”

李世民在“击缶长安”这四个字上，久久凝视。

这四个字，大约两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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