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书事七则》中有一章《防乱公揭本末》记叙颇周，其曰：

崇祯十一年戊寅，吴次尾（吴应箕）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顾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

其实陈贞慧说得很清楚，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狗屁逆案，也不是其他什么事，乃是阮大胡子区区一个戴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待着，却四处交游，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大家竟然还非此不欢；而“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风头之健一时无双。

耳朵里听到的是阮大铖编的戏文唱段，坐上客人也都在议论哪一出最为精彩，便是眼前的美人也上演的是这个大胡子编写的折子戏，这叫他们这些常年混迹于秦淮河上的大才子们情何以堪，颜面何存，怎生咽得下这口鸟气？

所以他们不爽了。

因此说白了，此案乃是因阮大铖才气太高、人气太旺、风头太健而起。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恚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幕友，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铖归潜迹南门之牛首山，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陈贞慧：《书事七则》）

最后两句话算是一语道破了天机。“你一个安徽庐州来的狗崽子，凭什么每天穿着名牌，开着跑车搂着姑娘在咱们四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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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因为笔下来得，善于诗词戏曲，家里的戏班又是一时之冠，难免在南京城中风头太盛。于是，不管是复社四公子也好，还是秦淮四公子也好，都看他不顺眼了。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这回招惹上的是赫赫有名的“明末四公子”中人——陈贞慧、侯方域等一大群混迹秦淮河上的风流公子哥儿，还有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的孙子顾杲、大儒黄宗羲、礼部员外郎周镳等朝野清流名人。

阮大铖自认为宦途失意，同时又为了躲避中原战乱，便从安徽怀宁老家到留都南京居住，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交往者虽不乏当朝名士，然亦全凭一己才气之佳，方入张岱、文震亨等人之法眼，包括史可法、范景文等人，也均是以诗会友之来往。即便在其所创作的戏曲之中，也毫无陈贞慧、吴应箕等人所说的“恫喝”嚣张之意，反是借此连连讨饶不已。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

这件事的起因，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也自己说的很清楚。“老子就是看你不顺眼！”

第五百七十四章 二凶登场！ (第2/3页)

且在文章作者一栏中附列上你的籍贯、科甲、官职等等，让人一看便知。

如今，大明的洪督师早已变成了大清的洪先生，可是祭文、挽联的作者可都还在朝中，即便是已经改换门庭，变成了大顺朝廷的官员，但是，他的同年、同门，却有大把在南京、在江南各地任职。这无疑是把这些人的脸打得噼里啪啦山响。“你们给一个腼颜降敌、辜负君恩之人如此吹捧，究竟是何居心？难道都想追随他变成第二个王猛吗？”

作为一个和东林复社结下大仇的人，阮大铖可是万分欢喜的看着祭文目录上面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这里面许多的人，都和崇祯十一年的那份《留都防乱揭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在历史上被吹捧的无比伟光正的《留都防乱公揭》一事，和什么忠心正义根本扯不上关系。说到底，就是一群公子哥儿们争风吃醋，互相之间别苗头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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