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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组织完成任务,她去往台湾,借住在前夫女儿阿菊的家中,而更大历史的巧合则在于,阿菊是国民党的特工,而朱枫作为******的特工,与继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对此阿菊在朱被捕前一无所知。
朱枫的儿子说,她的内心肯定是有过不安的,但她“必须克服,这些基本人性中可能产生的伤害跟残忍那一面。”
阿菊在朱枫案发后,没有去领取继母朱枫的遗骸,60年后,她对于前去寻找遗骸的秦风说:“朱枫是****。”可见两岸的隔阂在阿菊心中烙印之深。
坚定如朱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运动中,也被质疑曾经叛变,甚至有人说她没死,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还有人声称“看见”她返回了国内……朱晓光也受到很多冲击,挨打挨整,剃阴阳头,在寒冬腊月双手绑高,“坐飞机”挨斗。儿子朱明唯一坚持的,是每年自己在家中,暗暗地保持着对母亲的祭奠。
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虽然后来另娶,但他始终忘不了朱枫和他的患难感情。上饶集中营一共关过三千多人,成功脱逃的也就58人,如果不是朱枫三次冒死探营,朱晓光也许很难活到今天。为此,朱晓光一直说,朱枫,是他这一生的“护法韦陀”。晚年时,他曾一张一张悉心收藏整理朱枫的照片,还专门请了新华书店的一个画匠,把两人与一
77.第七十七章! (第2/3页)
朱枫被抓捕时的见证者、也拜祭了朱枫在明孝陵山顶的衣冠冢…… 朱枫到底是谁?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她在那个特殊的大时代里如何选择独立自决的命运?她为她内心的忠诚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对她的追问,长久地盘旋在我们的内心。
龙应台曾写到马英九在2005年如何以党主席身份向台湾上世纪50年代前后白色恐怖下的政治受难者家属鞠躬致歉,在文中,她回忆了许多在她童年记忆中突然失踪的人,在这个段落的末尾,她笔锋一转,写道,“當然,還有真正的‘匪諜’,譬如朱諶之,堅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 她文中的朱谌之,就是朱枫。
朱枫确实是有真信仰的,为了支持革命,她数次变卖家产,包括收藏的字画和手上的戒指。女儿对她最深的印象就是慷慨,“从来不吝啬钱,把钱都捐出来,都给这个团体,给那个,就这样。”
为了隐匿身份,她让唯一的儿子住在继女家中,长期管自己叫外婆。她不让女儿随便把朋友带回家,因为她深知地下工作的形势险恶、怕女儿不能鉴别。她为了营救丈夫,曾经三次乔装成阔太深入上饶集中营,她也曾在刑讯导致的腿伤未愈时,爬入日军封锁的“新知”书店,就为拿出革命所需要的物资。她是那种大胆、泼辣、有急智的女性。女儿日后在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时并不觉得惊讶,“我觉得她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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