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勋只是需要一枚棋子埋在苏砚身边。

而我只是这枚棋子的介绍人。

2018年3月9日。

沈淮今天给我发消息，说苏砚给他独立负责的模块权限了。

他说紫英姐，谢谢你当初介绍我来这里，苏总人很好，团队氛围也好，我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做出成绩。

那时候他月薪一百七。

我把账目复刻了一份，藏在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

我写了日期。

没写是谁放的。

2019年7月23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他说紫英，你这两年瘦了很多，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我摇头。

他笑了笑，说那就好。

他说你知道的，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

——他从来没有女儿。

他把我当提线木偶。

2020年1月15日。

时衍那个案子开庭了。

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他质证的时候，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

全场都在看苏砚。

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

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

他什么都没说。

2020年1月17日。

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

七年了。

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

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

我说不出口。

他说：“薛律师，你约我有什么事？”

薛律师。

不是紫英。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

然后我说：“没事了。”

2020年12月31日。

跨年夜。

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

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十三段录音、四十一封邮件截图。

我把它们归进同一个文件夹。

命名：证据。

然后我删了它。

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攒够勇气。

2021年4月17日。

今天是我入职苏砚公司四周年。

没有庆祝。

没有人记得。

苏砚开会时甚至没有看我。

她不知道我是林建勋的人。

她不知道沈淮是我介绍的。

她不知道自己公司那两次数据泄露，起因是我四年前亲手埋下的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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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

1989年。

他还在法学院教书那年。

账目记录的是他帮一家乡镇企业打赢专利侵权官司后，对方“感谢”他的现金。

十五万。

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学生，那个学生现在在原告方的律所做合伙人。

他教他们怎么在时间戳上做手脚。

他教了三十年了。

从他当上教授的那天起，就在教这件事。

2019年6月17日。

那是一个女人七年来不敢说出口的日记。

2017年4月17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

他说紫英，你是个聪明孩子，聪明人应该做聪明选择。

他给我看了一沓照片。

我没回。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师弟，他的“好运气”是我用他的前途做的交易。

2018年11月2日。

时衍接的那个专利侵权案，原告方证据链里有林建勋的手笔。

不是他直接出面。

我把沈淮推荐给了苏砚。

他是林建勋的人，但他不知道自己是。

林建勋安排他去苏砚公司“卧底”的时候，给他编织的理由是“追踪前司泄露的商业机密”。

他信了。

他不知道那份“商业机密”根本不存在。

是我爸在疗养院的病床。

我妈在早市买菜。

我妈不知道那天有人跟了她一上午。

2017年5月3日。

今天签了合伙人协议。

他把那枚硬盘里的资料导出来后，就再没离开过这间屋子。

打印机吐出的A4纸在长条桌上堆成七座小山。他看完一叠，叠到右边，看完另一叠，叠到左边。右手边的窗台积了三天薄灰，左手边的咖啡杯空了十七个小时。

他找到了。

薛紫英留下的不只是那枚硬盘。

硬盘里的文件夹名叫“证据”，但他打开后才发现，那不是她为法庭准备的证物清单。

林建勋说这只是开始。

他说你要习惯——保护需要保护的人，有时要先做不得不做的事。

他说的“不得不做的事”，是给苏砚公司的测试账号开后门。

我做了。

2017年5月17日。

第0222章缺席者的遗产 (第1/3页)

薛紫英离开的第四十天，沪城落了第二场雪。

这场雪比平安夜那场大得多。清早推开窗，整个城市像被塞进一只倒扣的雪瓮里，楼群、街道、行道树都被闷成同一种绵软的白色。

陆时衍在那间临时改造成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三天。

说是档案室，其实只是他律所旧址废弃的小会议室。七年前林建勋把整层楼翻新成北欧极简风，唯独这间十六平米的屋子被遗忘在动线末端，墙皮剥落，灯管坏了一根，剩下一根也闪烁得像濒死的萤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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