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争利？若无朝廷集中力量，开拓海路，建立市舶司，规范贸易，民间散商，岂有能力组织如此庞大船队，应对海上风险与番邦交涉？官营确实获利甚巨，然其利大多用于国用，修水利，赈灾荒，养军备，惠及天下。至于民间商贾，市舶司亦有规章，许其附船贸易，缴税即可，何来凋零？永昌以来，东南沿海广州、泉州、明州等地，商贾云集，市面繁华，十倍于前，此非民富之证？”

“至于坏人心、乱法度，更是迂腐之见！” 沈括言辞愈发激烈，“何为道统？何为人心？让百姓吃饱穿暖，让国家强盛不受外侮，让有才者无论出身皆可为国效力，此非大仁大义？空谈道德，能让黄河不决口？能让海寇不犯边？能让田里多产粮？李相重实务，重实效，正是要破除以门第、以空谈取士的积弊，让真正有才学、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此乃千古未有之变局，亦是千古未有之功德！尔等囿于世家门第之见，死守‘君子不言利’的腐儒教条，只见枝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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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专权跋扈，堵塞言路！自其得势，朝堂之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多少忠直之士，因直谏而被贬黜、流放？他重用酷吏，罗织罪名，打击异己，致使朝堂噤若寒蝉，唯有阿谀奉承之辈得以高升！此非权奸而何？我格物院能存，不过因我等所研，于其新政有用耳！若我等议论朝政，触其逆鳞，下场又会如何？”

“其二，与民争利，盘剥天下！市舶司垄断海贸，巨利尽归内库、少府，民间海商凋零。各地矿冶、盐铁、乃至新式工坊，多被官营或与权贵把持，寻常商贾难以染指。名为‘富国’，实则为陛下与其党羽敛财！更兼赋税名目繁多，永昌以来，百姓负担，果真轻了么？恐怕未必！不过是财富集中于朝廷与少数人之手罢了！”

“其三，也是最为根本之过！” 郑文远语气沉痛，“坏人心，乱法度，毁我千年礼教根基！他重吏治而轻德化，重实利而轻仁义，致使天下之人，竞逐财货，汲汲于功利，而鲜廉寡耻！他提拔寒门、匠人，看似公允，实则混淆士庶，败坏科举取士之制！长此以往，士大夫风骨何在？天下道统何存？我观其新政，看似富强，实则如饮鸩止渴，坏我立国之本！其开拓海外，更是穷兵黩武，虚耗国力，以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指赏赐、贸易顺差外流等争议），实非长治久安之道！”

郑文远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出身较好、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学子（即便他们在格物院学习）的忧虑。他们承认李瑾的部分“事功”，但认为其手段不端，动机不纯（如敛财、固权），更重要的是，其政策导向从根本上冲击了他们所珍视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和道德价值体系。在他们看来，李瑾是一个危险的、破坏传统的“法家权术之徒”，其“事功”是以牺牲更根本的“道统”和“人心”为代价的。

“郑兄此言差矣！” 沈括毫不退让，“堵塞言路？永昌年间，御史台、谏院官员因言获罪者，较之前朝，是多是少？李相打压的，多是贪腐无能、或顽固阻挠新政之辈！至于酷吏，确有其人，然此乃陛下为清除关陇门阀、稳固朝局所用之刀，岂能尽归于李相一人？且李相后来亦力主修订律法，明刑慎罚，限制酷吏，此有目共睹！焉能只见其用重典之时，不见其立法度之后？”

第507章 书院论先贤 (第2/3页)

支持李瑾的学子们情绪激昂，他们大多出身中下层，或因兴趣、或因天赋踏入格物院，切身感受到了李瑾政策带来的变化与机遇。他们列举的事实具体而微：家乡新修的水渠、港口繁忙的船舶、工坊改进的技术、乃至餐桌上新出现的作物，都是他们拥护李瑾的坚实理由。在他们口中，李瑾是目光如炬的改革家，是重视实务的实干家，是打破门阀垄断、为寒门和匠人开辟道路的开拓者。

“荒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反对的声音同样响亮。发言者是一名年岁稍长、约二十五六的学子，名叫郑文远，出身荥阳郑氏旁支，算是世家子弟，但他自幼不喜经学，酷爱算学、地理，因家族压力与个人兴趣的冲突，最终选择进入相对“非主流”但更能发挥所长的格物院。他面容端正，此刻却因激愤而有些发红：

“沈兄，刘兄，还有诸位同窗！尔等所言，皆是事实，郑某不否认！李相在水利、海运、格物等方面，确有建树，对在座诸位，包括郑某，亦有提携之恩！然，此乃小善，掩其大恶！”

他深吸一口气，提高了声调，力图压过堂内的嘈杂：“吾等评价一人，尤其是宰辅之臣，岂能只见其利，不见其弊？只见其功，不见其过？李相执政数十载，其过有三，皆为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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