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写到了用人。写自己如何提拔狄仁杰、宋璟、张束之等能臣干吏,也写为何一度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打击反对势力,以及后来又如何意识到酷吏之祸,着手限制、铲除。
“用周、来等人,如持双刃利剑,可伤敌,亦易伤己。彼等罗织罪名,构陷忠良,确有其事,余亦有所闻。然当时反对新政之势甚嚣,非用重典,无以震慑。及至反对者气焰稍戢,彼等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且行事愈发酷烈,有失控之虞。余遂借机除之,以平民愤,亦为……灭口。” 写到此处,他笔锋微顿,墨迹稍洇,仿佛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复杂与沉重。“此中权衡,是耶非耶?或只为权宜,然确有不德。余不辩。”
他写与门阀世家的斗争,写如何利用科举改革、提拔寒门、经济手段,一点点削弱其政治与经济基础,其间充满了阴谋、妥协与血腥。他写与边疆异族的和战,写对吐蕃、突厥、契丹的策略,既有怀柔,也有征伐,目标始终是帝国的安全与利益。
他写武媚娘登基为帝,自己身份更加微妙,权力达到顶峰,却也如履薄冰。他写自己如何平衡与武媚娘的关系,既保持影响力,又避免功高震主。他写武周代唐时的复杂心情,既为武媚娘达成夙愿而感慨,又对李唐宗室凋零、国号更易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怅惘。
“后登基,改元大周,余心实喜忧参半。喜者,女子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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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王立武,非仅后宫之争,实乃皇权与关陇门阀之争。后欲集权,必除长孙、褚等。余献策用许敬宗、李义府等,罗织罪名,打击异己。其间或有冤屈,或有牵连,然政治倾轧,从无温情。余非不知其酷,然当时情境,非如此不足以竟全功。此事,余不讳言,亦不推诿。后世若以此罪余,余亦认之。然若重来一次,余或仍会如此选择。因若不除彼等,则后之新政,永昌之治,无从谈起。”
他写武媚娘临朝称制,自己如何从幕后走向台前,执掌权柄。他写永昌新政的蓝图如何在胸中勾勒,又如何克服重重阻力,艰难推行。他写清查田亩、整顿漕运时的阻力与成效;写设立市舶司、开拓海疆时的兴奋与风险;写建立格物院、推广新式农具和技术时的期望与非议。
“治国之道,在富国强兵。富国需开源,强兵需利器。余以为,拘泥于祖制,固守于农桑,不足以应对未来之变。开海通商,引入异物,学习技艺,乃必由之路。然此路艰险,朝中守旧者众,利益牵绊者多。每行一步,皆需筹谋,皆需借力,皆需……非常手段。”
他用了大量篇幅,详细记述各项新政的初衷、设计、推行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取得的成效以及引发的争议。他并不回避问题,比如市舶司初期的贪腐,比如新式犁具推广中因官吏执行不力导致的民怨,比如开拓海外初期因水土不服、疾病、冲突导致的巨大伤亡。他甚至记录了一些失败或效果不彰的尝试,并分析了原因。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余亦非算无遗策。永昌七年,冀北推广新式纺机,本为惠民,然地方豪强与官吏勾结,强买强卖,盘剥百姓,反成苛政。待余察觉,已民怨沸腾。此事,余之失察,难辞其咎。后严惩涉事官员,调整方略,方挽回些许。然百姓受损,已难弥补。此等事,非止一端。余常自省,然时不我待,往往只能两害相权,但求利大于弊。”
第508章 自撰生平录 (第2/3页)
楚,非言语所能形容。更痛者,在于自知此生已绝于常伦,断嗣绝后,为人所轻贱。每至夜深,扪心自问,此生何为?浑噩度日,抑或……另寻他途?”
然后,笔锋一转,他开始写到机遇——因略通文墨,被派往当时尚是皇后的武媚娘宫中侍奉文书。他写初见武媚娘时的震撼,那个美丽、聪慧而又暗藏锋芒的女人,如何在波谲云诡的后宫中挣扎求存。他写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又如何在关键时刻,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被他隐晦地解释为“偶有所得”、“喜读杂书、好思奇技”),为武媚娘出谋划策,逐渐获得信任。
“后(指武媚娘)非寻常女子,其志不在椒房。余渐察之,知其可为非常之主,亦知追随其后,风险莫测,然机遇亦在此。余身已残缺,若不能做一番事业,留名于世,则与草木同朽何异?此念一生,便如心魔,再难遏制。”
他坦诚了自己最初的投机与野心,也写下了在感业寺那个风雨之夜,与武媚娘定下“非常之策”时的紧张与决绝。他写如何协助武媚娘重返宫廷,扳倒王皇后、萧淑妃,稳固后位,进而攫取权力。他写永徽、显庆年间的暗流涌动,写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明争暗斗,写每一次政治风暴中的权衡、算计,与偶尔闪现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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