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的四点原则，可谓老成谋国，既试图落实李瑾理念的精髓——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臣民基本权益的承认，又充分考虑了现实的政治阻力和接受度，试图在理想与现实、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一条可行的窄路。

“狄相高见！” 不少中间派官员点头称是。崔日用等保守派虽然仍觉不妥，但狄仁杰提出的原则，至少在表面上都立足于儒家经典和现有制度，让他们难以从根本道理上反驳，只能就具体措辞进行争论。

接下来数日，起草小组陷入了对具体条款字斟句酌的激烈辩论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甚至每一个字的顺序，都可能引发长时间的争吵。

关于“生命财产权”，最终措辞为：“臣民之身家性命，及合法所置田产、宅邸、资财，受律法保护。非依国家律令，经有司明正典刑，或为社稷安危、非常之时依法征用并予补偿，任何人不得擅自侵夺、损毁。” 增加了“合法所置”、“明正典刑”、“依法征用补偿”等限制条件，强调“依法”，并给“非常之时”留下了口子。

关于“科举入仕权”，措辞更为含蓄：“国家设科举、选贡诸途，以广纳贤才。天下士子，凡身家清白、通晓经义、符合定制者，皆可依制参与，朝廷当以公心取才，勿拘门第，以显至公。” 将“权利”弱化为“皆可参与”，并强调“依制”、“符合定制”，且与“勿拘门第”的进步理念结合。

关于“诉讼申辩权”，则写道：“臣民遇有冤抑，可依律向有司陈情、诉讼。有司需依法受理，详加勘问，公正裁判，不得无故拖延、推诿，更不得徇私枉法，屈陷良善。” 重点放在了要求官府“依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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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安静下来，看向这位德高望重、被皇帝委以主持起草重任的老宰相。

“其一，所有条款，需有经典依据，或可从现行律令、祖宗成法中引申而出，不可凭空创造，更不可与圣人之道、朝廷纲常明显抵触。譬如‘生命财产’之保，可引《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及《孟子》‘制民之产’；科举之公平，可引《尚书》‘明明扬侧陋’及本朝科举取士之祖制；诉讼之权，可引《周礼》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及历代帝王‘慎刑恤狱’之训。”

“其二，条款需立足现实，考虑可行。不可过于理想，脱离当前吏治、民情。譬如，可强调‘依法’、‘依制’，将权利之行使，框定在现行律法与制度框架内。如此，既彰保护之意，又不至于立刻冲击现有秩序。”

“其三，权利与义务，需对等而言。享权利，亦需尽义务。臣民之权利，可写。臣民之义务，如纳税、服役、守法、忠君爱国，亦需明确写入，且位置在前，以示君臣大义，本末有序。”

“其四，行文需庄重、凝练、留有余地。多用‘依制’、‘依律’、‘不得无故’、‘非经程序’等语，为具体执行留下解释空间。避免使用过于绝对、容易引发争议之词。”

第513章 臣民权利书 (第2/3页)

乃天伦，亦是君臣之道。宪章所言臣民权利，如生命财产不受非法侵夺，如科举入仕之途公平开放，如冤屈有处可申，正是‘父母’对‘子女’应尽之责，亦是朝廷保有百姓、稳固社稷之必需！岂可视为洪水猛兽？”

他巧妙地将“权利”与儒家的“责任伦理”挂钩，试图在传统话语体系中为这些新概念寻找合法性。

狄仁杰端坐主位，一直凝神静听，没有轻易表态。他深知此事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瑾留下的理念骨架太大胆，几乎是要重新构建一套政治伦理和权力运行规则。如何将这些理念转化为能被当下绝大多数朝臣、乃至天下士人接受的条文，同时又不失其制约权力、保护臣民（哪怕是有限保护）的初衷，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文字技巧。他必须平衡各方，既要推进皇帝认可的宪章制定，又要避免引起过于激烈的反弹，导致事与愿违。

“诸公，” 狄仁杰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陛下旨意，是为江山社稷长远计，制定根本大法。宪章之要，在‘定分止争’，明确各自权界，使上下有所遵循。关于臣民权利之条款，确需慎之又慎。老夫以为，可把握几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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