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圣明！” 李瑾深深一揖。他知道，这已是女帝能给出的最大支持。一步步来，谨慎试行，观察效果——这与宪章的推行策略如出一辙。

狄仁杰、宋璟等人见女帝已下决断，且考虑周详，便不再强烈反对，纷纷领命。张柬之欲言又止，最终化作一声轻叹。太子李显也只得躬身称是。

永昌三十三年冬，一道震动朝野的诏令从宫中发出：为“广咨博议，下情上达，裨补阙漏”，特于神都洛阳设立“大周咨政院”，暂定额五十员，由勋贵、官员、学者、商贾（诏令中称“士绅工商”）四类人中遴选产生，每三年一更。咨政院无决策之权，其职能为“咨议大政”、“陈情建言”、“监督问政”，所议所陈，汇编成册，直呈御前及政事堂参考。首批试行，限于洛阳、长安、扬州、幽州四地。

诏令一出，朝野哗然。清流士大夫痛心疾首，斥之为“败坏纲纪，亵渎朝堂”；保守官僚视为“徒增纷扰，有损威权”；部分利益相关的勋贵、官员则暗自盘算如何将自己人推入其中；而被点名可参与“咨政”的“士绅工商”阶层，则在惊疑不定中，感受到了一丝前所未有的、被朝廷“正视”的微妙滋味，尤其是那些家资巨万、交游广阔的大商贾，心中更是波澜起伏。

无论反对声如何激烈，在女帝的权威和李瑾、狄仁杰等人的推动下，“大周咨政院”这个前所未有的机构，如同一个早产的婴儿，在永昌末年的冬天，带着争议与期盼，呱呱坠地。它能否存活，能否成长，又将给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怎样的变数，无人能够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帝国政治的天空下，又多了一朵形态奇异、不知将带来风雨还是彩虹的云。

“宋公所忧纷扰，此乃过程，非是结果。初时或有嘈杂，然立下严格议事规程，如限时发言、一事一议、禁人身攻讦、以多数议决陈情条陈等，加以引导，假以时日，彼等亦需学习在规矩内表达。且其言仅作参考，最终采择在朝廷，何惧纷扰？至于人选，自有推举、审查、监督之制，岂能尽由宵小把持？”

“狄公所言周详，正需诸位共同拟定细则。其权仅限于‘咨’、‘陈’、‘督’，绝不可越界。至于舆论压力……” 李瑾看向太子，语气诚恳，“殿下，为君者，广纳谏言，闻过则喜，乃盛世之基。咨政院之议，正是将诸多散乱、甚至偏激的舆论，纳入一规范渠道，使其有序表达，便于朝廷察纳。总好过任由流言蜚语，在市井乡野传播，蛊惑人心。且其存在本身，便是天下人对朝廷仍有信心、愿以言进之象征，亦是殿下示天下以宽广胸襟之良机。”

李显被李瑾一番话说得面色稍缓，但仍迟疑道：“梁国公所言……亦有理。只是，此事牵涉太广，恐非朝夕可成。且朝野议论，必是汹汹。”

一直沉默倾听的武媚娘，此刻缓缓开口：“议论，从来就有。宪章之初，议论不汹汹乎？然其有益于国，则当行之。”

她目光扫过众人，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咨政院之议，朕以为可行。然不可骤行。可先于两京（洛阳、长安）及江南、河北等富庶、开化之地试行。员额不必多，每地先择数人，总额暂定五十。人选务必审慎，宁缺毋滥。职权严格限定，绝不可干预地方行政及朝廷铨选、司法。议事规程，由狄仁杰、宋璟牵头，会同吏、户、礼、工诸部，详加拟定，务求周密。先试行一至二年，观其成效，再议是否推广。”

第521章 咨政院成立 (第3/3页)

持，借机营私，蛊惑视听，岂非为虎作伥？”

狄仁杰沉吟道：“梁公所虑，下情壅塞，确是实情。咨政院之设，或可为一新途。然其人选、职权、议事规程，需极尽周详，防微杜渐。尤需严防其干预有司，淆乱朝纲。且……” 他看了一眼太子李显，“此院一旦设立，其‘陈情’、‘监督’之权，虽无强制，然形成舆论，对东宫……对朝廷施政，恐亦形成无形压力。”

太子李显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是脸上忧色更浓。他本能地觉得，这个“咨政院”比宪章更让人不安。宪章约束的是程序和框架，而这个“院”，却要引入那么多陌生的、难以控制的声音，来对他未来的施政指手画脚。

李瑾早已料到这些反应，平静地逐一回应：“张公所虑礼制，然则永昌以来，陛下开科举，重才学，已破门阀之限；兴工商，通海运，已非贱业。咨政院遴选，重在‘德望’与‘明时务’，非是唯身份是论。若商贾中有忠信仁厚、通晓经济者，何以不能言？匠人中有巧思妙想、利于国计者，何以不能陈？此非淆乱尊卑，实是唯才是举，广开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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