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既接了任务，又提前把请示汇报的规矩摆明，将最终的责任和风险与太常卿乃至更高层捆绑，为自己留下了转圜余地。

太常卿见他如此“懂事”，也松了口气，连连点头应允。

于是，李衍的书房里，又堆起了新的竹简山。

他开始系统梳理从三代到秦汉的各类典籍、政论、法令、礼仪规范。

他制定的编撰原则非常正确，以“安民为本、礼法并用、赏罚分明、劝课农桑”为核心框架，大量引用儒家、法家、黄老道家经典中有利于巩固统治、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的内容，刻意淡化或回避那些可能触及敏感权力分配或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激烈言论。

这部将来可能以官方名义颁行天下的治世要典，或许会成为一颗包裹着诸多文明进步种子的琥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有心人发现并激活。

时间在编撰竹简的沙沙声和朝堂的暗流涌动中悄然流逝。

汉惠帝在位七年，始终生活在母亲吕雉的阴影下，郁郁而终。

吕后立少帝，临朝称制，权势达到顶峰，对刘氏和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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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具体内容的筛选和编排上，他悄悄动了心思。

他格外重视收录那些关于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推广良种、储粮备荒、救治疫病、保护耕牛、减轻徭役的具体政策和历史事例。

在礼的部分，他不仅收录了维护等级秩序的礼仪，也强调了乡饮酒礼、婚丧嫁娶等民间礼仪对于敦睦乡里、稳定基层的作用。

在“法”的部分，他既强调法律的威严，也收录了一些关于审慎刑狱、防止冤滥的历史故事和论述。

他还特意设立了一个技艺篇，收录了历代被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巧思”和良法，从大禹治水的疏导之策，到秦国郑国渠的修建，再到一些简单机械的应用原理，甚至包括他考据出来的、关于如何更有效冶炼金属、烧制砖瓦的古法改进。

在“整理历代善政礼仪”的大旗下，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触、整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某些思想的呈现。

如果操作得当，或许能将一些积极的、有利于民生的理念，包裹在古已有之的外壳下，编入这部《治世要典》，借官方渠道流传下去。

风险与机遇并存。

“下官才疏学浅，恐难当此重任。”

李衍先谦辞一番，见太常卿确实有意委派，便顺势应承下来：“然既然上官信重，太后有命，衍敢不尽力？只是兹事体大，编撰方针、内容取舍，需谨遵太后圣意与朝廷法度，衍恳请上官时时指点，凡有疑义，必先请示，绝不敢专擅。”

当然，这些内容都被包装成圣人制器利民、百工之事，亦关乎国运的正面表述，绝不会显得突兀。

编撰过程中，他定期将整理出的目录和部分样稿呈送太常卿审阅，太常卿往往只看大标题和核心观点，见其内容纯正，符合修文偃武、教化天下的主旨，便盖章放行，偶尔还会夸赞几句长安君用心了。

至于更深层的编排意图和那些实用性内容的潜在价值，恐怕这位老官僚并无暇细究，也未必能完全领会。

这项工作耗费了李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乐在其中。

这让他感到自己并非全然被动地埋藏，而是在以一种极其隐蔽、却可能影响深远的方式，继续播种。

第61章 一动不如一静 (第1/3页)

“长安君。”太常卿将李衍召至值房，客气中带着无奈：“太后有旨，编撰治世要典。此事关乎朝廷体面，更是太后重视之新政。署中诸公，或年高，或……学识专精一面。君博通古今，尤擅梳理考据，且正值盛年。本官意欲将此编撰主理之责，托付于君，另配属几位博士、书吏协助。不知君意下如何？”

李衍心中一动。

这无疑是个烫手山芋。编撰内容必须符合吕后的心意，不能有任何不合时宜的言论，否则便是大祸。

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绝佳的保护伞和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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