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有三策。”徐光启显然早有准备，“第一，与喀尔喀部签订《明蒙盟约》：大明岁赐银五万两、茶三万斤、布五万匹，但喀尔喀须出兵五千，驻扎科尔沁边境，牵制其部；开放张家口、大同互市，准喀尔喀部贸易，但盐茶铁器由朝廷专营。”

“第二，扩编水师至两万人，战船三百艘。以远洋贸易之利养之，专司护航、剿寇、御外。郑芝龙奏报，日本贸易年利可达百万两，若再开南洋、西洋贸易，养水师绰绰有余。”

“第三，设‘海事总局’，统管造船、贸易、水师、海防。仿宋元市舶司旧制，但扩大职权，总揽海事。”

这三策可谓系统性的海洋战略。殿中众臣低声议论，有人赞同，有人担忧。

户部尚书李长庚出列：“徐大人之策虽好，但需巨资。扩编水师、岁赐蒙古、新建总局……每年至少需增支百万两。国库恐难负担。”

朱由检沉思。他知道这是实情——十七世纪的荷兰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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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全从国库出。”朱由检早有盘算，“传旨：第一，发行第五期‘海事国债’，专用于水师扩建，以未来海贸税收为抵押，年息七分。第二，设‘皇家远洋贸易公司’，朝廷占股五成，民间商贾可认购余股，按股分红。第三，命各省筹办‘海防捐’，凡捐银百两者，授‘义民’匾；千两者，子孙可入海事学堂。”

这是将国家战略与民间资本深度绑定。李长庚恍然：“臣明白了！”

“还有，”朱由检补充，“告诉江南商贾：朝廷水师护其海贸安全，他们须纳‘护航税’——按货值百分之一征收。不愿纳者，遇海盗、外敌，水师不予保护。”

这是现代关税与保护费的结合。众臣面面相觑，但无人能反驳——这确实公平。

“准徐光启所奏三策。”朱由检最终拍板，“命礼部、兵部、户部即日拟定细则。八月十五前，朕要看到《明蒙盟约》草案、《海事总局章程》、《水师扩编方案》。”

兵部尚书王在晋率先出列：“皇上，臣以为当分主次。建州为心腹之患，当全力应对；蒙古可羁縻安抚；荷兰远来，可暂避其锋。”

“王尚书此言差矣。”徐光启出列反驳，“蒙古若与建州联合，辽东将两面受敌；荷兰若控海路，则东南财赋断绝。三者皆不可轻忽。”

“那徐大人有何高见？”王在晋问。

徐光启躬身：“皇上，臣以为当‘联蒙制金，以海养陆’。喀尔喀部要岁赐，可给，但非白给——要求其出兵牵制科尔沁部，断建州右臂。荷兰要贸易，可谈，但不能屈服——以水师护海贸，以海贸养水师，形成良性循环。”

朱由检点头：“徐先生之言，正合朕意。具体如何操作？”

“臣等遵旨！”

退朝后，朱由检留下徐光启、王在晋、李长庚三人，来到文华殿密议。

“皇上，”徐光启低声道，“荷兰之事，恐非谈判可解。汤若望从俘虏处得知，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决定，若大明不开放全部口岸，将武装进攻厦门、福州。”

“他们敢！”王在晋怒道。

“他们真敢。”徐光启苦笑，“荷兰虽小国，但海上称霸。其战船坚、火炮利，水手悍。郑芝龙虽勇，但战船多为福船、广船，体型大而笨重；火炮多为旧式，射程、精度皆不如人。”

第八十一章海事突破 (第1/3页)

八月初一，大朝。

奉天殿内气氛肃穆。文武百官分列两班，朱由检坐在御座上，看着手中三份奏报——分别来自辽东、蒙古、福建。锦州之战虽胜，但建州未灭；喀尔喀部虽愿结盟，却索价甚高；荷兰舰队已增至二十艘，游弋闽浙外海。

“众卿，”朱由检开口，“锦州一战，我军虽胜，然建州元气未伤。今有探报，皇太极遣使蒙古各部，意图联蒙攻明。喀尔喀部虽愿结盟，但要求岁赐银十万两、茶五万斤、布十万匹。荷兰人则陈兵海上，欲迫我开放贸易。三面皆敌，如何应对？”

殿中一片寂静。这确实是棘手局面——国库虽因新政、海贸稍裕，但若同时应付三线，恐难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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