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四岁的小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可惜的是她唯一的一次果决却面对着一群失去理智的宗社党的疯子们。

载泽、溥伟竟然率领一群戈什哈冲入养心殿企图劫持小皇帝，推翻退位决定，甚至提出了打回关外，另起炉灶的口号。虽然这样的行动不值得一提，但是在特殊时期却发挥了平日里难以想象的威力。曹锟等人的拱卫军正在丰台大营集训，宫内的侍卫已经降低到了不足二百人，完全是摆设一般。被载泽、溥伟以“革命党人搜捕包衣、戈什哈，要对汉奸血债血偿。”为借口，用恐怖消息去欺骗这些戈什哈，这些面对死亡召唤已经变得疯狂的家伙，很快就打败了穿着黄马褂的带刀侍卫们的阻拦，他们的推进速度居然比跑步都快，因为被冲散的侍卫居然成了宗社党乱匪的开路先锋，一路直奔养心殿而来。可惜的是载泽、溥伟等人必定还是要失败的，因为小皇帝根本就没有在这座宫殿里。

此时的紫禁城虽然兵荒马乱，但是西华门外的水池子里一条江南的乌篷船却在安静的离开，客舱里面的一男一女和一个孩子，正是大清国最尊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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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七节 螳螂捕蝉黄雀后 (第1/3页)

虽然武昌革命时间并不长，而且两军的对垒也仅仅限于武汉三镇周边。但是影响力却是巨大的，甚至带来了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武昌革命的实际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带来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正是这些新的变化，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闸门。

为了不让吴宸轩这个投机革命家出尽风头，作为革命领袖的乔夫也在南京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武昌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在此之前国民意识模糊性，清朝百姓对外声称自己是大清子民，都说“我们大清怎么怎么样”，当然明朝的百姓则自称“大明如何如何”，百姓自觉地把自己隶属于某一个朝代。而武昌革命后，国民意识里有了“中国人”的概念，从这个层面上说，武昌革命意义重大。而作为山东的喉舌，铁流撰文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武昌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让立宪派们找到了组织，本来就是对依靠日本和南洋华人的革命党没有好感，立宪派这些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家们和吴宸轩的六省政权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很容易的就融入到吴宸轩的政权中去。

冬去春来的紫禁城却没有了生气，宣统二年的2月2日，清廷举行御前会议，会上满清贵胄们决定让宣统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授予冯国璋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曹锟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这也就是曹锟逼宫事件的伏笔。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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