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原因是陈琦美与应夔丞渊源颇深。陈琦美，1878年生，湖州人，于1903年来到上海，在一家丝栈当助理会计。因为他弟弟陈琦采帮青帮大佬范高头的手下赢了官司，范主动提出与陈琦美结拜，使陈也一跃进入“大”字辈。大约就在这时候，陈琦美结识了应夔丞。1906年范高头事发，陈琦美远赴日本，先在东京警监学校学警察法律，后转入乔夫创办的成城学校学军事。1908年，他回上海设立同盟会秘密机关，将应夔丞吸收入会。应家房屋很多，遇有机密事件陈琦美常去借用。

陈有口齿、主意、手段、行动“四捷”之称，据说当时上海的戏园、茶馆、澡堂、酒楼、妓院，哪个角落都有他的党羽。光绪三十四年7月底，革命党中部总会成立，他被推举为庶务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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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一节 扑朔迷离缉凶徒 (第2/3页)

与“武力解决”两派的分歧，不过是手段之争，那“解决”指的不是将宋案查个水落石出，而是借此结果老吴同学。宋遁初7月16日逝世，23日应桂馨被捕，24日租界捕房从应家搜出密件，25日乔夫从南京抵达上海，还不可能知道密件内容，但他当晚就与黄克敌等人商讨对策，“决议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吴氏排斥之”，计划由参议院提出弹劾国防总长吴宸轩案。这就是他们为何自始至终闭着眼睛嚷嚷，只专注于斗倒老吴同学，毫无兴趣通过法庭调查追出真正的幕后主谋来。

革命党这么干可以理解，但最不能原谅的还是革命党人的御用史学家们。他们的机关报不必说，就连丁中江和陶菊隐这些海外的史学人士在其史学著作中也都只敢按着革命党定下的调子跳舞，蓄意把应桂馨的自辩全文中的要紧处略去。不能不慨叹中国史学研究之难，完全在于革命党等政治家们的御用史学家们为后人刻意制造了障碍。

不过在上海的市面上，其实并不是革命党的“吴氏刺宋”的论调占据上风，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与近期的国会大选有关，作为大选失败者的革命党。虽然乔夫力邀宋赴宁共议国事，但是私下里革命党对这个三个月以前的同志非常痛恨，党内打算清理门户，天诛叛徒的不在少数。宋遁初遇难时，他的助手之一北一辉（就是后来成为力主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鼻祖，可不是凤凰座的青铜圣斗士）也在上海，目睹了尸体入殓过程。因自发组织刺宋案真相调查团，他被日本驻沪领事勒令回国。在日后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中，他认为刺宋主谋是陈英士。

刺宋是陈琦美主使的说法在当时就甚嚣尘上。原因之一是陈惯用暗杀手段。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是行刺同属革命阵营的广东洪兴会副会长陆正雄。凶手正是陈的得力助手常凯。在常凯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看总理（乔夫）致蔡鹤卿先生书，益愤洪兴陆正雄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陆，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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