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岳麓山登高费力，宋园似乎更为“亲民”。多年以后，上海逐步扩大，宋公园成了当地不可多得的绿地公园，园内多老者，有的径自悠然坐在墓寝边的栏杆上晒太阳。在钓鱼池，不断有人来静坐垂钓，颇和这位湖南桃源人的“渔父”之号。

经过报纸的提醒，大家才注意到在宋案中，宋遁初留给公民党参议、《公民报》社长范昌明的遗嘱是，“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两党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的，死亦何悔？”驻院陪护他的《民立报》记者周锡三曾听他在神志清醒时说，“吾不料两党调和之事，乃若是之难。时事如斯，奈何！奈何！”宋似乎认为，他的被刺只因努力调和公民党和革命党而被误会。如此说来，他根本没有将吴宸轩等北方势力视为行刺的主谋，因为吴宸轩是不可能在这件事上“误会”他。

更耐人寻味的是，宋遁初临终并未提及乔夫，反委托黄克敌代拟一电发给吴宸轩，慨叹“济南吴总长勋鉴：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总长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直到临终，宋遁初也不认为自己是被吴宸轩的人刺杀的。

宋公辞世后，公民党籍国会议员仍按原计划赴宁。共和4年9月8日，中华共和国第二届国会正式开幕。10日，参议院选举公民党籍议员张继为议长，革命党籍议员王正廷为副议长，但历史已经悄然转入另一条轨道。据公民党籍议员汤化龙回忆，宋遁初死后，党内其他领袖（黎叔）不能到金陵主持大局，南京的公民党本部群龙无首，不但不能联络其他党派，甚至统一本党也有困难。公民党原是联合各派而成的草台班子，但老资格的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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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五节 宋案余波尚未平 (第2/3页)

民主的烛光是那么的脆弱，在宋公的墓前摇曳，终是要熄灭在黎明之前。”

长沙的岳麓山，长眠着无数湖南英烈。当年也曾有人主张将宋遁初葬在这里，他的知交于右任却不赞成，因为“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他希望在上海开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此地”，而后，“我革命党后死者将来不知凡几皆可卜葬于此，作为我革命党人之坟墓。”后来他用自己的股份分红和稿酬，吴宸轩也私人赞助了一千大洋，加上几位老友的慷慨解囊。果然在闸北区购地百亩，建了一座“宋公园”。

园中的宋遁初坐像后，有于右任亲笔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於呼！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宋遁初墓在公园北区，龙柏掩映下，一座三四米高的石像跳入眼帘，宋遁初低头沉思，安详而坐。基座上刻着章炳麟先生所题“渔夫”二字——宋遁初别名正是渔夫，当年“忘路之远近”的他的确是个渔父，只是他想钓起的并不是一两尾鱼，而是一个宪政国家的桃花源梦。可惜这梦就像那被钓起又放回水中的鱼，以为重回水中即可自由呼吸，却无往不在鱼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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