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很多人以为肃贪院的高效廉洁，可以归因于“高薪*养廉”，不过知情者的爆料却证明，这一说法并不属实。因为肃贪院职员的薪水只比同期毕业的青干院的公务员高10%-20%左右。不过考虑到他们是雇员身份而且上升渠道非常狭窄，这点工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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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五节 众望所归吴青天 (第2/3页)

 这四个独立性，使肃贪院从体制及运行上切断了与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门的联系，从而令反贪肃贪“一查到底”成为可能。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肃贪院是个非政治机构，也就是说任何加入党派或者担任宗教教职的人员都将不能继续在肃贪院工作，而宗教信仰也被限定在工作之外，如果因此影响工作则会被要求选择是放弃宗教信仰还是辞职。

这样一来。肃贪院成为一个专职的纠察机构，而且尽最大可能的不和政党宗教扯上关系，免得成为今后政党竞选的刀把子，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想通过宗教来渗透也变得困难重重。独立性带来的公正，让肃贪院成为公务员和老百姓能相信的机关，最少不会怀疑他们炮制冤假错案，这样一来，很多妄图依靠搅浑水来逃脱的贪官污吏只要被肃贪院圈定就几乎是被周围的人立即加以杯葛，想逃都没有地方收留。

吴宸轩早就知道仅靠法治不能遏制贪腐蔓延。譬如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吴宸轩的观点是，反腐败的改革只有在高层领导人持之以恒的推动下，才能克服利益集团的抵*制与官僚习性，但是真正能够让反腐败斗争的成果长期化固定化的还是整个社会对腐败“零容忍”的氛围，这才是最至关重要的。

所以肃贪院的成功，除上述独立、公正这两个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中国民族经济起飞的时期，知识分子、公务员、工人、甚至部分合作化经营的农场农民，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人数倍增、社会各方已对贪腐到了难以容忍的社会阶段。原来的官吏可以通过垄断信息来鱼肉乡里，但是现在知识普及、信息便利，什么政策法规都能从报纸和书籍上获得，最不济也可以通过新华党在当地党部的宣传室里咨询，而且还是免费的。自从肃贪院清理了大批县府的贪污分子之后，大家对于这些把持基层政权的官吏们更是警惕，稍有不对就有人向肃贪院提供线索，不仅能获得一笔小钱作为信息费，如果案子属实还有机会获得罚没对方家产的15%作为奖励。另外《反洗钱法》的颁布，老百姓和原来把银子放在地窖里的老官僚们没啥感觉，但是山西票号和外资银行就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肃贪院随时的账户调阅和封存，那些把票号和外资银行当成避难所的贪官们血本无归了，票号和外资银行的声誉自然也就一落千丈，很快就被四大银行和其他商会银行给兼并了。除了几家平遥票号和阎家的晋商银行早已经改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运作，并且和其他商业银行交叉持股之外，几乎全军覆没，也算是给封建社会的金融业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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