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浩瀚笑了下，说：“看来把这二堂叫‘琴治堂’，是地方官们为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用人之道能够与宓子践相比，有点自我标榜的意味啊。”

章海明笑着说：“我道是觉得宓子践的重于用人这个观点很值得借鉴啊，浩瀚，你将来要是当主要领导的时候，一定要向宓子践学习，重在用人，力求达到‘琴治’的效果。”

在二堂靠墙的地方放置的是型具。东侧放着笞杖，即打板子时用的竹板子。西侧放有夹棍、拶子，拶子是清朝时审讯女犯人专夹手指的型具。夹棍这种型具始于宋代，俗称“三木之刑”，专夹小腿，适用于一些证据确凿却拒不吐实情的男性案犯。

一行人出了二堂，到了后面便是夫子院，也就是师爷办公的地方。过去的师爷是由主人自己聘请或从家乡带来，他们与主人之间是非常亲密而平等的宾主或朋友关系，属知县慕僚，帮助知县参政议事，大多是一些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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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县衙大堂中，知县审案的时候，是由东侧走上暧阁，然后原被告才能被带上来，跪在堂前的跪石上，东边正方形的为原告石，西边长方形的为被告石，因为在有的案件中涉及有同案犯，所以大堂中的被告石比原告石要长一些。

县衙大堂后面为门子房。守卫门子房的人叫“门子”，也就是看门的人，门子一般是由知县的亲属或亲近的人担当，实际上他们是官员手足耳目的延伸，是官与民信息沟通的惟一途径。对老百姓来说，不论是告状还是办事，最先接触的就是衙门里看门的门子，于是他们中的一些奸滑者便利用职务之便索取贿赂，时间一长，“门子”逐渐变成了“门路”的意思。就像人们常说的“走门子”、“走门路”之类的就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又因为门子房设在县衙大堂后面，所以后来也把“走门子”称作“走后门”。

门子房后面有一个屏门，大家穿过屏门，便进入二堂，这里是知县调解处理一般案件的地方。堂前抱柱上也有一副对联：“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要求为官者即要做到法律面前亲疏平等，又要做到对证据不足存疑问者要慎重对待，从轻发落，避免冤枉好人。这副对联用到“亲、故、重、轻”四个字，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为官者的执法思想，平仄顺畅，恩威并施。

二堂正中悬挂一块匾额，上书“琴治堂”三个字，岳浩瀚站在匾额下仰头看了一会，扭头问站在身边的章海明，道：“章老师，我不明白‘琴治’这两个字做何解释？”

章海明道：“这里的“琴治”应该是引用了《吕氏春秋》中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宓子践在任单父县令时，身不下堂，鸣琴而治，轻轻松松地把单父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任，县令巫马期却整天奔波于民间，凡事都要亲自去做，他便去问宓子践这其中的缘故。宓子践就告诉他说，我是重于用人，你是重于出力，用人者安逸，出力者当然劳累，后来的人们就用“琴治”来比喻鸣琴而治，以此来称颂为官者知人善任、政简事轻。”

第一百七十四章封建官衙文化 (第2/3页)

当大家过了仪门，便能看到高大壮观的县衙大堂了。大堂前的甬道两侧，东边为吏、户、礼房，西边为兵、刑、工房。六房是封建时代衙门的职能机构。大堂东边的建筑为县衙，西边的建筑为主簿衙，县丞、主簿分别为八品和九品。大堂是知县发布命令、举行重大典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的地方。

大堂屋檐下挂着一幅很大的漆金黑底的牌匾，上书几个漆金大字“郦城县正堂”，堂前两根抱柱上是一幅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如负国何忍负之。”

大堂正中央的设施叫“暧阁”，是专门为知县审理案件设的公堂，暧阁的正中央放着三尺公案，公案上面放着审案用的文房四宝和红绿头签。绿头签是捕签，用来捕人的；红头签是刑签，是下令动刑的。

在大堂三尺公案座椅后面是一个屏风，屏风上面绘着“海水潮日图”寓意为官者要明如日月，清似海水；图上的飞鸟叫“白鹇鸟”，是正五品官的标志，过去一般的县设的是七品县令，不设暧阁，而郦城县过去统管的辖区较大，因而级别相对较高，知县一般为从五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副厅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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