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忠荩’！” 一名年轻的谏官出列，言辞激烈，“下官看来，此宪章分明是假借‘限制后世昏君’之名，行‘分割当今君权’之实！尔等口口声声为陛下、为太子，然则条款之中，处处是‘需经’、‘当由’、‘应议’之辞，将祖宗成法、天子威权置于何地？若事事需经‘政事阁’议，需依‘成法’而行，需‘明示缘由’，则陛下威福何存？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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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有本奏！” 沉寂并未持续太久，礼部尚书崔日用（病愈后首次出席大朝会）率先出列，声音洪亮，甚至带着一丝颤抖，不知是激动还是愤怒，“陛下！此宪章草案，臣已拜读。其文辞或有可采，然其立意，臣以为大谬不然，直是动摇国本、淆乱纲常之论，断不可行于朝堂，更遑论垂范后世！臣请陛下，明察秋毫，立罢此议！”

崔日用的开场，如同在滚油中泼入冷水，瞬间引爆了朝堂。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再也按捺不住，如潮水般涌起。

“崔尚书何出此言？” 宋璟出列，神色凛然，“梁国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虑者，乃江山社稷之长治久安。宪章之意，在于立规矩，明权责，防患于未然。何来动摇国本之说？《尚书》有云：‘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礼记》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宪章倡君民和谐，申明律法，规范权责，正是追慕三代之治，彰显陛下仁德，何错之有？”

“追慕三代？” 另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臣，前御史中丞颤巍巍出列，厉声道，“三代之治，乃圣王垂拱，臣下辅弼，何曾有以文书束缚君王之理？此宪章，言‘君权显于民’，此非孟子‘民贵君轻’之谬种流传？言‘律法为至高’，置君王于法下，此非韩非、商鞅之流苛法虐民？言设‘政事阁’以分君权，此非王莽、曹操之渐乎？宋公！尔等饱读诗书，岂不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此等文字，分明是教唆臣下掣肘君上，长此以往，君不君，臣不臣，国将不国！”

“老大人此言差矣！” 张柬之慨然出列，他年岁也不轻，但声音洪亮，气势不让，“宪章所载，非是掣肘，乃是辅弼！非是分权，乃是明责！陛下乃千古明君，虚怀纳谏，从善如流。宪章之设，正是将陛下之圣德，化为制度，传之后世，使后世子孙，纵然才具不及陛下万一，亦能循此良规，保境安民！此乃梁国公、狄相与臣等，为陛下，为太子，为千秋万代计之忠荩，何来教唆之说？至于引王莽、曹操为喻，更是诛心之论，岂不寒了忠臣之心？”

第517章 群臣激辩潮 (第1/3页)

永昌二十九年，三月十五，大朝会。自李瑾薨逝已月余，丧仪已毕，但朝廷内外，关于《大周盛世宪章》的暗流涌动，不仅未曾停歇，反而随着狄仁杰等人将一份相对完整的草案（已根据女帝御批意见，对“必须”、“方可”等敏感措辞做了柔化处理，但核心精神未变）正式提交朝议，而骤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朝堂的空前激辩。

含元殿内，气氛肃穆，又暗藏汹涌。女帝武媚娘高坐于御座之上，冕旒之后的目光深邃难测。太子李显侍立御阶之下，面色沉静，但微微蜷缩的手指泄露了他内心的紧张。丹陛之下，文武百官分列两班，紫袍朱衣，冠带俨然，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压抑的、一触即发的张力。

“陛下，” 狄仁杰手持象牙笏板，出班奏对，声音沉稳而清晰，回荡在空旷的大殿中，“臣等奉旨，会同宋璟、张柬之等大臣，详参古今，斟酌时宜，草拟《大周盛世宪章》初稿。此宪章，乃遵梁国公文正公遗志，为固国本、明纲纪、定分止争、垂范后世而作。今草案已成，恭呈御览，并请付朝议，博采众智，以期完善。”

随着狄仁杰的话音，数名内侍将誊抄好的宪章草案摘要（全文过长，此为提炼核心条款的纲要）分发至主要大臣手中。一时间，殿中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以及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尽管朝臣们多已通过各种渠道对宪章内容有所耳闻，但当这些惊世骇俗的条款以如此正式、系统的文本形式呈现在眼前时，带来的冲击依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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