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尚书所言，度支乃专业之事，确乎如此。” 狄仁杰平静地回应，“然则，正因其专业且事关重大，更需兼听。户部度支，固然精于计算，然是否尽知民间疾苦？一项加赋，于账册不过数字增减，于百姓或是倾家之险。一宗工程，于规划乃利在千秋，于地方或是劳民伤财。咨政员中，有熟知地方情弊之乡绅，有通晓物价流通之商贾，有明了工程实务之匠人，彼等之见，或可补户部案牍之不足，使度支大略，更接地气，更顺民心。至于机密……只需划定范围，哪些可议，哪些不可议，自有章程。”

宋璟也补充道：“且陛下诏令明确，乃‘议论’、‘提供见解’，供上位‘参酌’，最终裁决之权，仍在朝廷。此非分权，实为增智。若因恐其‘议论’便讳疾忌医，则咨政院设之何用？”

老尚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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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国用大略”要“过”咨政院的“堂”？！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如果说之前咨政院议论具体的加税、工程等政策，还只是“顾问咨询”性质，那么将涉及国家全部收入支出的“度支大略”交给他们“议论”，哪怕仅仅是“议论”和“提供见解”，其象征意义和潜在影响，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几乎意味着，朝廷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帝国最核心的机密与权力之一，要向这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并无实权的“闲散”机构，揭开一角面纱，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荒谬！户部度支，国之机密，军国重事，岂容商贾匠人置喙？” 政事堂内，一位并非宰相但资历极老的户部老尚书气得胡子直翘，“彼等知道绢帛几钱一匹，知道漕粮损耗几何？知道边军一卒岁费多少？知道河工一里需用民夫几许？与他们议论，徒乱人意，泄露机密！”

“陛下此举，是否过于……抬举咨政院了？” 连一贯支持宪章和咨政院尝试的张柬之，也有些犹疑，“度支大略，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各衙署、各地方、各军镇，乃至宗室用度，利害纠葛，错综复杂。咨政员见识不一，利益各异，若就其中某项支出增减争论不休，甚或泄露关键，恐生事端。”

狄仁杰和宋璟对此早有预料。这道诏令，其实是李瑾在病榻上（时年李瑾已年迈多病，较少视事）向女帝秘密进言，经女帝深思熟虑后颁下的。其用意，正是要将咨政院的“咨议”职能，推向一个更核心、更实质的领域，试探其极限，也倒逼朝廷的财政更加透明、更具说服力。

第523章 预算需过堂 (第1/3页)

永昌三十四年，夏末秋初。大周咨政院的“议事堂新声”已断续响起了数月。从最初的加征茶税，到疏浚漕渠、边市管理、常平仓籴粜，乃至地方官考评等议题，这些来自不同阶层、代表不同利益的咨政员们，在狄仁杰的主持下，磕磕绊绊地学习着如何“咨议”。争吵时有发生，意气用事不少，离题万里的高谈阔论也屡见不鲜，甚至发生过勋贵代表与学者代表因观点不合险些拂袖而去的场面。然而，在狄仁杰、宋璟等人耐心引导和严格规程的约束下，这个新奇机构总算是运转了下来，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发言前需略作准备，争论需围绕议题，商贾代表的“算账”本事开始受到重视，学者代表的引经据典不再总能压倒一切……

那些起初对“与商贾同堂”感到屈辱的官员、勋贵，也慢慢发现，这些“末流”人物口中关于物价、物流、税卡、行会、工本、民情的描述，虽然粗鄙，却往往能补足官方文牍的缺失，提供另一种审视政策的视角。而商贾、乡绅们，则在最初的惶恐与激动过后，开始尝试用更“得体”的方式表达诉求，学着引述几句圣贤之言来佐证自己的“利”，也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那些“贵人”们的反应，揣摩着朝廷可能的意图。

就在这略显嘈杂却也不乏生机的磨合中，一道来自宫中的诏令，再次在咨政院乃至整个朝堂，投下了一块巨石。

诏令的核心很简单，却足以让许多人瞠目结舌：“自永昌三十五年始，户部所拟次年‘度支国用大略’（即国家财政预算的雏形），需在呈报政事堂及御前裁决前，先行咨送咨政院，由咨政员详阅议论，汇集各方见解，形成条陈，随同户部原案一并上呈，以备参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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