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调整后的“大略”内容被通事舍人简要传达至咨政院时，议事堂内一片复杂的寂静。有人感到欣慰（如王元宝），有人觉得不足（如冯道安），有人无所谓，也有人暗自警惕——朝廷，似乎真的在听他们说话，哪怕只是听了一部分。

“预算需过堂”的首次尝试，就在这种不算完美、但确实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波澜中落幕。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个事实：那些曾经被隔绝在庙堂之外的、代表着不同利益和视角的声音，已经开始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尝试着去触碰、去影响这个帝国最核心的运作之一——钱袋子的分配。这个过程充满了争吵、妥协、外行的误解和内行的无奈，但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一粒新的种子，被投入了帝国财政这块原本密不透风的土壤，能否生根发芽，能长成何样，犹未可知，但土壤的松动，已然开始。

经过近十日的激烈讨论（中间因争议过大，还休会了两日让各方整理意见），咨政院最终形成了一份长达数十页、包含数百条具体意见和数条综合性建议的“条陈”。条陈并非一致决议，而是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了各方的主要观点、争议焦点，并在最后，就几个争议最大的问题，尝试提出了折中性建议，例如：茶税预计建议调低，并附上商贾代表提供的市场分析；河工款项建议部分复核，并优先保障有明确险情的地段；宫廷用度建议公开承诺“力行节俭”，但具体裁减幅度可由内廷自定；军费开支建议在保障总额前提下，由兵部、户部会同审计，核查空额，优化结构；格物院等机构经费，建议“适度增加”，并加强成果考核云云。

这份条陈，连同户部的原案，被一并呈送到了紫微宫和政事堂。

女帝武媚娘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翻阅这份厚厚的、字迹各异的条陈。她没有说话，只是不时用朱笔在某段话下划上一道。当她看到关于裁减宫廷用度的建议时，嘴角似乎微微动了一下；看到关于核查军费空额的建议时，目光停留了许久；看到商贾对茶税预计的详细分析时，点了点头；看到关于“格物”经费的激烈争论和折中建议时，陷入了沉思。

数日后，经政事堂复议、女帝最终裁定的“永昌三十五年度支国用大略”正式颁布。与最初户部草案相比，有了几处微妙但重要的调整：江南茶税预计收入被调低了一成；部分河工款项被暂缓，转而增加了对几条重要灌溉渠的拨款；军费总额未变，但旨意中明确要求兵部、户部、御史台·联合稽查空额，优化结构；宫廷用度，女帝下诏“减常例三成以示俭”；而“格物院”等机构的经费，则获得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酌情增加”。

没有完全采纳咨政院的意见，但显然，那些来自“议事堂”的声音，并非毫无回响。朝廷的最终决策，在保持主体框架的同时，做出了一些更具针对性和现实考量的微调。尤其是关于茶税和宫廷用度的调整，几乎是直接回应了咨政院中最为强烈的呼声。

第523章 预算需过堂 (第3/3页)

如某位年轻气盛的太学生，主张大幅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全面增加教育、济贫投入，被度支郎中委婉地以“度支需平衡，百业待兴”为由挡回。

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关于是否增加“格物院”及各地官办“劝工场”、“劝农所”经费的议题。以学者和部分有见识的商贾、匠人为代表的咨政员，力陈这些机构于“强国富民”有长远之利，应加大投入；而以部分勋贵和保守官员为代表的咨政员，则认为这些是“奇技淫巧”，耗费大量钱粮却见效缓慢，不如用于边防或赈济。

王元宝在此事上异常积极，他结合自家生意，大谈新式织机、水运工具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利润增长，力证“格物”并非虚耗。他的言论得到了一些同样感受到技术革新好处的商贾、匠人代表的附和。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狄仁杰没有轻易打断这些争论，只是在一旁静静倾听，偶尔在关键处插言，引导双方回到预算本身的具体影响上。他心中清楚，这种涉及发展理念的争论，短期内难有定论，但其呈现本身，就很有价值。它让朝廷知道，在如何花钱的问题上，除了传统的“军国大事”，还有一种声音在呼吁关注“长远之利”和“技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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