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闭门的环境和明确的任务（必须拿出具体方案），迫使双方不得不更认真地听取对方理由，更仔细地审视已有数据。那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完全固定比例确有僵化之虞，但完全放任浮动则弊端更大。他提出了一个“基准比例加浮动区间”的折中思路。学者代表则从“便民”与“国用”平衡的角度，强调任何改革都需考虑过渡期的平稳。

王元宝作为召集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利用自己商人的敏锐和对数字的天赋，不断在双方报价和测算之间寻找可能的中庸点。“江南的刘兄，你所提的比例，依近年最低市价测算，粮户仍略有小损，但可接受。河北的李兄，你所担忧的漕运成本增加，若按此比例，以近年平均粮价计，朝廷需补贴之数额，并非不可承受，且可从革除‘折色’中间盘剥之收益中部分抵充……” 他更像一个精明的账房先生，而非简单的利益代言人，努力在双方诉求的缝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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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唇枪舌剑，但限于新规，都努力控制着情绪，在时限内陈述理由，攻击也主要集中在政策本身，而非人身。然而，分歧实在太大，几轮发言下来，立场丝毫未见松动。

眼看又要陷入僵局，主事的狄仁杰（他亲自来主持此等重要议题）按照规要，提议成立“专议房”。“此议题牵涉甚广，利害攸关，非一时可决。依规，可由本院推举数人，成立专议房，详加研讨，搜集南北市价、历年折色数据、漕运实情，并拟定数个可行方案，再行交付大会议论。诸位以为如何？”

一阵沉默后，王元宝率先表态：“狄相所言甚是。折色之事，关乎万千粮户与漕运命脉，不可不慎。专议房深入研讨，拿出详实数据与多套方案，或可比空泛争论更有裨益。”

部分支持改革的咨政员也点头赞同，他们希望用更扎实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主张。反对派中一些相对理性者，也意识到一味反对并非上策，若能通过专议房的研究，找出新方案的漏洞，或提出更有利于己方的替代方案，或许更好。于是，经过一番并不激烈的讨论（主要是对新规下“推举”程序的陌生和试探），最终推举出七人组成专议房：两名出身江南、淮南的士绅代表（支持派），两名与漕运利益相关的官员、商贾代表（反对派），一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技术派），一名德高望重的学者代表（中立派），以及被公推为召集人的王元宝（因其算账能力和相对公允的名声）。

专议房闭门开了三天会。这三天里，他们调阅了户部、漕运部门的部分档案（在狄仁杰特批下），搜集了南北主要粮市近年的价格波动数据，听取了相关胥吏、粮商的陈述（非正式），也邀请了两位精通漕务的退休老吏提供咨询。争吵依然激烈，尤其是关于固定比例该定在什么水平、参考市价的具体机制如何设计、对原有利益受损者如何补偿或过渡等关键问题，双方寸步不让。

第527章 妥协的艺术 (第2/3页)

却无法消弭分歧。这时，“妥协的艺术”——这个在任何****中都至关重要的核心——开始在规则提供的框架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略显生涩的方式，悄然萌芽。

不久后，一个更棘手的议题摆上了议事桌：关于改革漕粮征收中“折色”比例的议案。所谓“折色”，即百姓可将应纳的实物税粮（本色），按官方定价折算成银钱或其他实物缴纳。此制度本为便民，但官方定价往往低于市价，且时有波动，极易成为官吏盘剥、豪强渔利之渊薮。户部提议，在几个漕粮大省，试行“固定折色比例，并参考市价逐年微调”的新办法，以稳定粮价，减轻小民负担，同时保障漕粮征收。

此议一出，立刻触及了多方敏感的神经。江南、淮南等产粮区的乡绅、中小地主（他们的咨政员多来自“士绅工商”区）拍手称快，他们受“折色”盘剥最重，固定比例能带来稳定预期。然而，那些在漕粮征收环节拥有巨大利益的地方胥吏、与漕运相关的中间商、乃至一些能通过操纵“折色”渔利的地方官员及其代言人（部分“官员”、“勋贵”代表），则强烈反对，认为固定比例僵化，无法适应年景丰歉和市场价格波动，会损害漕运效率和国家税收。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异常紧张。支持改革的一方，援引大量小民因“折色”破产的实例，痛陈时弊，认为此乃仁政。反对的一方，则强调漕运事关京师命脉，稳定压倒一切，现行办法虽有瑕疵，但运行多年，贸然更张风险巨大，并质疑固定比例是否能真实反映市价，恐滋生新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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