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慌乱，更没有退缩。他将营寨防卫交给赵疤脸，自己则带着几名文吏，一头扎进了江西提点刑狱那浩繁的卷宗之中。他要从这看似与军事无关的刑狱档案里，找到破局的关键。

功夫不负有心人。数日废寝忘食的查阅后，他发现了线索：几桩涉及江西境内豪强勾结金人走私茶马、盐铁、甚至军事情报的陈年旧案，因证据不足或“涉及和议”而被搁置。卷宗中隐晦提到，某些地方驻军将领也牵涉其中。这些案子，前任或因压力、或因无能，未能深究。

辛弃疾眼中寒光一闪。他立刻提审了相关案件中的在押人犯（有些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重新梳理线索，并派出精干手下，根据卷宗中的蛛丝马迹，秘密调查。很快，他掌握了一些新的证据，指向了本路一位手握部分兵权、且与朝中某位主和大臣关系密切的统制官，以及几位地方豪强。

他没有立刻动手抓人。而是将整理好的部分证据，连同飞虎军筹建遇到的阻力、以及江西防务的严峻现实，写成了一份密奏，通过张浚的渠道，直接呈送给了皇帝。在密奏中，他言辞恳切，痛陈江西军备废弛、官商勾结甚至通敌的严重性，强调飞虎军之设，非为个人，实为整顿防务、清除内患、巩固江防、以备不虞。他更指出，阻挠建军者，恐非仅为节省钱粮，或有更深的、不利于国家的图谋。

这一招，既是以攻代守，也是政治上的冒险。他将矛盾直接上移，押注于皇帝对“内患”与“通敌”的敏感，以及对主战派一定程度的支持。

等待是焦灼的。飞虎军的营地建设因资金器械短缺而放缓，招募工作也受到干扰。辛弃疾表面镇定，每日依旧巡视营地，督导训练，处理刑狱公务，心中却如同绷紧的弓弦。

半月后，皇帝的旨意以密旨形式，通过张浚转达：对辛弃疾所奏“江西情弊”，皇帝“已悉知，着密查，勿惊动”；对飞虎军，“可酌情继续筹建，所需钱粮器械，可由该路罚没赃款及劝募所得先行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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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流言蜚语，辛弃疾有所耳闻，但并未过分在意。他行事尽量公开，账目清晰（至少核心部分），招募训练皆在指定营地，严格约束军纪，飞虎军士卒未经允许不得擅入民宅市集，违者严惩不贷。他相信，清者自清，时间会证明一切。

然而，更阴险的阻力来自朝廷内部的主和派，以及他们在江西的代理人。就在飞虎军招募进行到一半、营地初具规模时，忽然从户部转来一道公文，称“江西一路军费已有定例，新募飞虎军所需钱粮器械，着由该路自行筹措，不得额外申请，以免加重朝廷负担，破坏和议大局。”这几乎是一道釜底抽薪的禁令，意味着飞虎军后续的维持和发展，将失去朝廷的常规拨款。

紧接着，兵部也来文，质疑飞虎军的编制、员额“是否合乎祖制”，要求“详列将佐姓名、籍贯、履历，报部核准”，并“派员查验”。这显然是拖延和掣肘之举。

与此同时，辛弃疾派往各地招募的人手，也开始频频遇到麻烦：不是被当地官府以“境内无匪”“流民已安置”为由阻拦，就是被不明身份的地痞流氓骚扰，甚至发生过一起招募人员在小旅店被下药、财物证件被盗的事件。

辛弃疾知道，真正的较量开始了。对手不仅想扼杀飞虎军于摇篮，更想借此打击主战派，巩固“和议”局面。

第十九章飞虎建军 (第2/3页)

 与此同时，辛弃疾在隆兴府西郊的赣江之畔，选中了一片背山面水、地势开阔而又相对隐蔽的滩涂荒地，作为飞虎军的营地和练兵场。他亲自督工，带领先期抵达的滁州旧部和招募来的第一批新兵，砍伐竹木，搭建营寨。营寨布局简洁实用，营房、校场、马厩、匠作坊、粮仓、医营分区明确，更预留了扩大规模的空间。

粮饷器械是最大的难题。朝廷拨付的常规军费杯水车薪，且经过层层克扣，到手寥寥。辛弃疾早有预料。他一方面利用“提点刑狱”的身份，“查抄”了几处证据确凿的豪强私设的非法矿场、赌场、以及与金人走私的商号，将罚没所得（部分上缴，部分截留）充作军资；另一方面，他亲自拜访隆兴府及周边州县的富商大贾，陈说利害，以“保境安民”“投资未来”为名，“劝募”钱粮物资，并许以未来商贸便利等隐形回报（此事颇为敏感，辛弃疾做得极为谨慎，留有后路）。他还从虞允文等旧交处，争取到了一些江南制造军械的“内部渠道”，以优惠价格购置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刀枪弓弩和甲片。

就在飞虎军草创、千头万绪之际，阻力如期而至。

首先是来自江西本地官场的非议与掣肘。不少官员对辛弃疾这位“空降”的年轻长官本就心存轻视，见他不安分于刑狱公务，反而大肆招兵买马，搞什么“飞虎军”，私下议论纷纷。有说他“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有怀疑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更有与地方豪强有勾结者，因辛弃疾查抄其利益而怀恨在心，暗中散布流言，说他“纵兵扰民”“克扣军饷”，甚至写信到临安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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